人類學詩學得以產生的基礎之一是人類學家的文學創作。為了抒發情感並有效地傳達用論文、論著無法表達的主體性感覺、想象等田野工作體驗，不同時代都有部分人類學家進行詩歌創作。然而，由於詩歌在一些特定經驗和社會事件的可說明性方麵隻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而非“即事實”，加之它以獨立於時間之外的“第五向度”（the fifth dimension）的方式起作用，因此，啟蒙運動以來的學者們都拒絕把詩作為一種方法，隻是將其引入一些特定的經驗主義可說明的語境中，這使得他們的詩作與文學領域中詩人的詩歌沒有什麼差別。而且主流人類學一向認為詩隻是一種旁白、一種消遣，或是田野工作中的一種意外收獲，它屬於文學範疇，因此薩皮爾、勞倫·艾斯利（Loren Eiseley）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詩作基本上都發表於非人類學刊物，當時沒有一種包括詩在內的人類學寫作類型的思想體係。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皮亞傑（Jean Piaget），尤其是列維-斯特勞斯（Claud Levi-Strauss）所發展的結構主義非常強調語言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這也是一些人類學家對民族誌中邏輯實證主義提出反思的思想來源之一（曆史上，邏輯實證主義試圖使其修辭和創作不偏不倚而“可見”visible）。隨著人類學家逐漸認識到田野工作的合作性質以及多聲位解釋（polyphonic）的需要，對話體的敘述方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它首先要識別與安排觀點間的關係，即作者對作品中的人物、人物對作者及人物相互間的看法，亦即這種敘述不再是寫作者一個人的聲音，而是多個人的聲音，作品不完全是“我的”，也是“他的”。民族誌學者被這種論點吸引，就在於它解釋了跨文化研究與寫作的關係，以及在研究和寫作中自我意識的抑製。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出現、“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語言學者對結構主義的越發重視，一種可望產生人類學新寫作類型的思想體係開始醞釀，不少人類學家嚐試創作詩歌來表達他們在異文化中的體驗，一些人類學專業刊物也開辟了專欄。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人類學家》雜誌率先對戴蒙（stanley Diamond）和保羅·弗雷德裏克（Paul Friedrich）的詩作進行專題評論。1982年美國人類學會年會，戴蒙主持了首屆人類學詩歌朗讀會。次年5月，他又主持召開首屆人類學詩人公眾朗讀會，會上朗讀的詩作和相關評論隨後以《辯證的人類學》（Dialectical Anthropology）為題出版。1983年美國人類學會年會特意安排了一次詩歌會，會上提交的詩作多反映人類學者在田野工作中的體驗和感受。1985年，普拉提斯（J.lain Pratlis）以之為主要內容，編輯出版了詩集《反映：人類學的繆斯》（Reflection：The Anthropological Muse），專業雜誌《人類學和人文主義》也開始發表人類學家創作的小說和詩歌，並發起一年一度的創作大獎賽活動。
隨著人類學詩歌創作的興起，與之相應的評論和研究也逐漸展開。1986年在美國人類學會年會上，普拉提斯主持了以“人類學詩學”為主題的討論。1991年，由伊凡·布雷迪（Ivan Brady）編選的《人類學詩學》（Anthropological Poetics）出版，該論文集共收錄了14位人類學者撰寫的詩論。這一研究成果標誌著人類學對不同文化的認識的強調更多地轉為去如何認識問題，以及多種複雜變化地把握意義的體驗方式問題。關注詩學的人類學家認為，認識他者（others）與永遠無法成為他者的矛盾更適合於用人類學詩的形式（即藝術與科學緊密結合的方式）予以解釋。這個理論轉向使得人類學更加接近藝術和美術方法，而統計學、行為學方法的主導地位則受到了極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