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人類學詩學領域，戴蒙無疑是最有代表性和有獨到創見的一位。他一直致力於尋求原始藝術和異族文化經驗，有三部詩集問世，即《圖騰集》（Totems）、《西行》（Going West）和《在牆上寫作》（writing on the Wall）。這些詩有助於充實西方人性中被抑製和遺漏的、非西方人對人類意識覺醒所作的貢獻。作為一位具有人類學和詩學雙重背景的作家，丹·羅斯（Dan Rose）指出，戴蒙是以宇宙的觀察者的身份進行田野工作和詩歌創作的。薩皮爾和本尼迪克特均未能發掘出人類學經驗對其詩歌的潛在影響力。本尼迪克特沒有關於本土生活的詩作；薩皮爾的詩是一種啟發、警醒，詩人以一名觀察者、民族誌學者、當地禮儀情感傳達者的身份出現，詩作像一麵韻文所製的鏡子（祖尼人可以通過它來了解薩皮爾是如何看待舞蹈中的祖尼的）。戴蒙的詩則遠遠高於僅作為當地禮儀鏡子這一層次，他設想了一種特征：一個人戴上了麵具，他的角色、禮儀、語言和舞蹈都要與之相配，從一種文化轉換成另一種文化，從一種人格轉變為另一種人格。克利福德·格爾茨試圖去獲取文化內部的體驗，這種獲取，格爾茨表示，不應該被認為是建立在土著人與人類學家的“交流”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對土著民族生活進行詮釋的基礎上的。然而，這一被接受了的公式是否足以應付一切的人類學經驗的變化以及置身於一族之外的情況？僅僅憑借深刻地了解另一種文化的內在觀點是不夠的！戴蒙采用並置兩個意象群的方式將人類的感受注入其詩歌中，在一個意象群中他表達隱性的敘述者的觀點，而在下一個意象群中，他又表述顯性的主人公的觀點。這些修辭手法的運用具有重大的方法論意義，它使戴蒙在觀察藝術中取得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客觀”的特殊地位。這是一種接納，觀察者向被觀察者靠攏，被觀察者也接近觀察者，雙方停留在一個不完全是“這裏”也不完全是“那裏”的新的空間，“主位”和“客位”不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處於交融狀態。這種觀察視角無論是在藝術與科學領域都是開創性的，它給予我們的不僅僅是一種詮釋，還有對異族文化體係所固有意義的新的體驗方式，展示了以一種更容易接受的語言描述異族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以及超等級地體驗多元文化世界的方式，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力對正統做法作了補充。戴蒙將自己特殊的感受同人類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正是其獨特的貢獻，其詩作之特點還表現於嚐試體驗莊嚴並以當代抒情的形式表現出來。18世紀英詩傳統中不可或缺的崇高感，促使了主觀主義的發展，並成為浪漫主義的堅實基礎。詩人在對崇高的追求中，積極自覺地朝著使讀者產生超越技巧，方法或風格的震撼感方麵努力。戴蒙的詩的確達到了崇高的境界。
羅伊·瓦格納（Roy wagner）從分析“痛感”入手，對西方思想界否棄主觀事物提出了質疑，而那本是自笛卡爾提出“條理清晰且確定無誤的觀念”以來的正統理念。在此，他談到詩學與文化的問題-諸如個人體驗、內心感受、自我意象、主體意識、主觀的內在確定性、詩學的即時和此在、夢幻的感知和解釋以及意義的重構等，並提出：把對意義的詩學特性的審視重擬為人類學的重心，人類學寫作將是寫作意義的一種方法。如對於釋夢，他講到：奇妙性和解釋在夢醒後常存留著，描述夢的企圖仍在記憶中，思索其含義的嚐試仍是夢本身的部分；做夢者的反應亦成為易感知的意象，其相繼活動都被構建為對意象解釋和分析的自我呈現，於是“解釋是夢的又一個空間”！解釋的經曆是純主觀的，通過感受自身描繪感受，它脫離醒時的現實，又被賦予更高的意義，使其為主體存在，即被感知的世界是主觀折射的，意義則是機能的建構或是回響定位，反射地感受自我意識。
羅傑威廉斯·韋斯科特的《詩：自我創造》（1967）。曾從希臘詞Poieo（“我創造”）表述詩的建構性，論述其作為生命創造力的一種方式表現於：自我表達，內在感召，意象主義，喚起想象、靈感、色彩，宣泄潛在情感與壓抑，超越自我，以達心誌的共鳴。他亦談到詩學與文化的聯係：婚禮詩和喪葬詩都是對古老儀式的讚美；它“用許多聲音”表達，不將其感召力限於一種活動類型或一種傳遞感覺的途徑，既轉達信息又表露感受，訴諸眼又訴諸耳，不隻在文字的意義上，它可被寫出並朗誦，且在喚起想象的意義上，它使“心靈之眼”活動！詩是音樂、繪畫和充滿熱情的話語的更加抽象的聯覺作品，其韻律呈現了強度、意象、色彩、結構和對話。他亦探討詩與夢的聯係，認為，詩和夢共有一種遠比散文和醒著的生活中所得更廣的質的範圍，在散文中未表達和醒著時間未渲出的幻想在詩中得到自由表露，在夢中也表演了出來。因此，詩和夢提供了亞裏土多德主義提出的精神發泄以補償散文和醒著生活的節製，它們都被看作壓力解除的通口。他補充認為詩與白日夢的更加貼近：夜間夢持續時間長，且有一種敘事結構，這些特征與白日夢的短促和屬於意象主義的特征形成對照。敘事詩可比作或描述生命的持續，抒情詩好比或描繪突發的洞見之光。同樣，他還討論詩與夢的主體建構意義：幾乎所有的人都有夢的體驗，大多數詩人在寫下詩之前篩選了他們的意識流，多數夢者（或許更無意識地）在回想和敘述夢的過程中剪輯了他們的夢；詩與夢還皆有一種突出的超我經驗。詩比夢有更清晰和完整的優點，比夢更易尋求新洞見的發現。同時詩人的靈感意味著“內在感召”，詩有在個體中和個體間使其活動一體化的能力，它不僅使詩人與自己的靈魂親密聯係，而且使他與讀者進人親密聯係的狀態，即使詩人不在時仍繼續發揮其魔力，因為被詩激起的漣漪沒有先定的範圍，不存在被創造的自己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