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共鳴在回旋
從靈魂到靈魂
並無止境地升騰”。
在寫作方法和類型上，比喻同樣有益於人類學詩的田野抒懷：而且，如何抒發研究對象的情感是不容忽視的。對此，一個新穎而奇妙的手法--臨摹入詩，是人類學家莊孔韶獨到的發掘與應用，其《牡丹》融會了精練的用典和隱喻：“皮澤特灣的家庭花園/隻有一株牡丹/大概是地脈不宜/晚春又沒有灼人的熱風”，想必還少相適的文化伴隨：“夕陽為孤獨染上金邊/…/帝國大臣蔣公廷錫/怎麼躲在這裏？/他在尋找遺失了的卷軸/他想分辨姚黃和魏紫/他還要用衣袖繚繞天香”。在此，“姚黃”、“魏紫”是宋代洛陽兩種名貴牡丹花品種，它們與“帝國大臣”一齊講述了一個東方古老文化的故事。莊氏置身和重擬當地人文事項，在抒發文化體驗和提供諸層隱喻之時，對西方現代詩的明快感予以臨摹，並在深入的人際接觸中考慮重擬被觀察者的情感過程，即嚐試臨摹他人的思緒，作人類學識別與大眾抒情的串聯。如《情人節的中國人》描述了中國男士在文化表達的反差中，情感傳遞錯位的尷尬：“我模仿美國人/寄給在中國的媽媽一封信/……/我愛你--由於我是你的創造/她回信說/這一套我永遠也不習慣//我模仿美國人/送給妻子一張卡/我愛你--但我看不見你/她回信說/難道你在同外國人爭俏/；我模仿美國人/給凱西選了一件禮品/……她卻推開我的紫色披肩/說或許可以送給窮人？”
在文化相對主義原則中，自我和他人被認為是相輔相成的存在，但又保持著心理上的獨立與解析上的距離。然而人們之間的相互吸引能夠成為一種對個性的超越，當一個人深入到他人的經曆之中去並對其補充，其洞察力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莊氏對跨文化詩學表達方法與形式的注重和臨摹，在中國人類學界應屬首位。在把握直覺的同時，並引入了隱喻、雙關和象征的意義。而心靈的溝通和聯想的語言隱喻，是表述經驗的有效手段。
正如羅伊·瓦格納指出：“一般而言的人類文化，特殊而言的詩歌藝術，是主體間獲得創造性整合之所在”。這樣，詩學和人類學因共同麵對主體性感知的問題而得以相互溝通，其最終的結果是使人類學更多地關注主體性自我和內在感覺等問題，並向一種藝術的學科方向靠近。絕對客觀使我們認識的外界或對象成為神秘，而自己變得無助；主觀意象則可生成意義導向，使意識變得更有價值。
因此人類學有必要發展出一種能納入詩的品質的寫作和敘述類型，使之既有審美功能，又能作為一種具有隱喻性實用價值的發掘工具，同時不犧牲民族誌可說明性的特質。人類學詩人已做出了以下方麵的努力：不采取傳統的田野報告的方式表述經曆；強化經曆的感受和感情表達；講出其他方式無法表述的事件和思想；借助詩者的特殊經曆，用文本記錄和喚起可比較的體驗，進而引發相同的或不同的影響等等。人類學詩人以這些方式引導讀者共鳴和經曆他人的體驗，並借助隱喻更深層地認識人類自身。
四、民族詩學
民族詩學是指“世界範圍的語言和文化中口頭藝術的研究”。它側重於說-聽交流途徑的研究，主要以說、頌、唱等方式表現民間格言、謎語、悼詞、咒語、讚詞、祈禱、預言、公告和敘述等的交流過程和形式。也就是說，民族詩學注重口頭文學的口傳性、過程性和展演性，其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和解釋口頭展演（oral performance），並通過錄製、翻譯把它們展現為可直接被理解的藝術作品。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詩人、民族誌學者傑羅姆-羅森堡（Jerome Rothenberg）將民族詩學界定為一種特殊調查類型，此後，民族詩學不斷發展，並成為詩學領域中最受人關注的人類學活動。事實上，“民族詩學”的提出本身就是對傳統文學文本概念的挑戰，主張口傳文學的再發現，反映了人文研究近年米在後現代哲學影響下的一個基本傾向：打破中心與邊緣以及雅文化與俗文化、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傳統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