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從事民族詩學研究的學者們為該領域的發展作了大量的基礎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羅森堡、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海姆斯（Dell Hylmes），另外戴蒙、羅伯特·鄧肯（Robert Duncan）、安廷（David Antin）、斯奈德（Gary Snyder）等人也有各自獨特的貢獻。民族詩學的理論來源不僅受益於一些社會科學家和民族誌學者，也受到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龐德（Ezra Pound）這樣的詩人，以及社會思想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和超現實主義者紮拉（Tristan Tzara）等人的影響。而羅森堡無疑是民族詩學得以發展的直接奠基人。
羅森堡深入地探討了口頭詩歌及其相關傳統產生的根源。他主張消除現代思想帶來的“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這個距離既是曆史的，也是現實的。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觀念。西方傳統的“主體-客體”模式（或主體-媒介-客體）隻能有效地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物間的關係，而不能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因為他人也是主體，而不是客體。因此人們開始關注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的關係，即“主體問性”（intersubjectivity）。運用“主體-主體”（或主體-媒介-主體模式）來解決此問題。西方思想的主、客體二元並立定勢開始走向消除並在其間找到一種融台。
民族詩學領域的另兩位主要人物泰德洛克和海姆斯都非常關注口語傳統和口傳文學。他們認為對書麵文學的研究是一個偏見，更是一個缺陷，因為這種書寫為文本的詩已經失去了在表演情景中的表達效果，而且在從口傳到書寫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信息缺失、傳達變形、闡釋誤讀、效果斷裂等問題。因此，他們認為應當把簡化為文本的僵化的文學還原為具體情景中的豐富多彩的活生生的文學。美國印第安口頭文學的詩歌敘說至今留存，然而它們曾被語言人類學者不準確地描繪、闡述及翻譯。他們兩人均關注印第安原住民的詩歌表現，不過泰德洛克側重於“聲音的再發現”，而海姆斯則側重於“形式的再發現”。前者是從內部複原印第安詩歌的語言表達特點，如停頓、音調、音量控製的交替使用等；後者則關注印第安詩歌的構造方麵，如詩行、詩節、場景、動作、音部等。
在個人研究之外，還出現了一些比較有影響的專業刊物，如羅森堡與泰德洛克一起創立和編輯的《民族詩學》，熱誠關注民族詩學的發展。注意使各種詩從西方文學壓抑中得到解放，並熱衷於探討如何翻譯部落社會詩歌的新技巧。另外比較重要的刊物是於1986年創辦的《口頭傳統》，主要關注口傳文學與書麵文學研究如何能夠優勢互補。
那麼，中國民間唱本的研究與民族詩學相關嗎？
與文學詩學的個重要差別是，人類學詩歌的文學評論話語，應容以人類學理論方法加以評論之點，因學科的側重點有差別，評說的內涵也有殊異。此類的民族詩學研究實際上在中國人類學、民俗學和文學界一直存在著。人類學家莊孔韶曾研究在漢族和少數民族中經常發現的大致押韻的民間唱法有何種人類學的意義？注意到中國東南部諸省古今流傳的陳靖姑唱本從閩東到浙南，以及南下至台灣都有隨時空地理和方言變化的不同版本（民間說唱者的適應性與即興修改更不可勝數），這些為學者提供了文本、類型、情境、文化、主客互動和關聯性的比較的基礎。莊氏的研究認為：
首先，其同一性在於讀者（聽眾）和信眾對口傳文學（唱本亦經文）的全神貫注，及她（他）們相信自身永遠處於陳靖姑女神的洞察和關注之下。
其次，從唱本中“曆史”的痕跡和地理的傳布，我們可以找到曆史附會的意義和信仰圈層的意義。曆史是曆史的曆史、還是當下的曆史？信仰圈的本質是文化景觀嗎？是社區認同還是家族認同，抑或完全是個人化行為所致？人類學的研究有助於發現各類族群意識的限定及其本質。
第三，口傳唱本相關的演出者的角色意義何在呢？即使是當今的說唱者，他們帶著職業性敏感，以傳說之魅力、方言之親切、俚語之嫻熟，再結合社會文化的當下情境，例如和平與戰事、盛朝與亂世、風習與奇聞等，來完成他們一輪又一輪“新”本說唱。應該說，將其動機雜糅進唱本的行為，在本質上是文本的再造，民俗的再造，而聽眾則成了文化再造的重要載體。我們總是發現唱本在變化，就像民間服飾那樣在變化，像思想那樣在變化。那是因為時空情境在變化，演出者需要巧妙地轉述、變化和溝通才能贏得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