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這些押韻的唱本無一不涉及信仰問題。宗教信仰與科學同時在農人頭腦中運作，農人的解釋、宗教師的解釋、無神論者的解釋、地方幹部的解釋等，都是從唱本中引出的課題。然而，這裏決不僅僅是關於是非的簡單解釋，宗教的主要方麵是不受科學證明或反駁的各種非經驗命題，科學涉及的是經驗因果關係問題，宗教涉及的是意義問題。
最後，人類學的原則應始終如一地摒棄各類族群中心主義，相信地方人民的信仰之真誠，汲取民間唱本的人性與文化的人類學涵義。［36］
五、文學角度下的文學人類學
文學角度下的文學人類學的代表性研究是所謂的“原型批評”。它的提出顯然受到以弗雷澤《金枝》為代表的古典人類學家的寫作的影響，同時也與文學領域中的神話傾向有關。現代文學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神話原型的自覺運用，喬伊斯、艾略特、勞倫斯等人就曾運用神話術（mythicity）把文學提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成功地表達了本來不可表達的思想和情感。原型批評就是以神話和儀式的模式為基礎研究文學，其主要內容就是探求文學原型的發生及其內在置換規律。在這個領域中弗萊（Northrop Frye）和維克雷（John B.vickery）的研究比較突出，影響最為廣泛。
弗萊1957年出版的《批評的解剖》可以說是原型理論研究的代表作，他認為批評是否準確取決於對文學現象內在結構規則的認識程度。因此他極力批評傳統的文學理論，認為它們關注的隻是文學的外在表現形式，卻忽略了其內在的結構，尤其是忽略了單個作品與文學整體的關聯。由於文學的產生源於神話，神話學和比較宗教學就自然地成為確認原型模式的基本方法。他自己在概括西方文學的基本結構模式的時候，就參照了古希臘和希伯來《舊約》神話。後來他還開始了對具體作品的破譯性解讀，《偉大的代碼：聖經與文學》是此類研究的代表作。維克雷於20世紀60年代主編了一本影響廣泛的論文集《神話與文學：當代理論與實踐》，繼續為人類學角度的文學研究呐喊。他在1973年推出的《金枝的文學影響》則是對文學人類學理論的探討，他認為不了解《金枝》及其原型模式，就不能真正理解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葉芝、艾略特的詩歌，以及勞倫斯、喬伊斯的小說。這樣，他就在弗萊認為《金枝》是一部文學批評作品之後，進一步提出用《金枝》所提供的人類學方法來解讀《金枝》以及其他文學作品，並認為正是《金枝》奠定了現代文學的原型基礎。
20世紀80年代風行一時的文化批評則反映了人類學對文學研究的最新影響。這種新曆史主義研究方法的哲學來源直接來自法國人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而人類學方麵的影響主要來自新近興起的文化闡釋方法。這與影響弗萊、維克雷等人的古典人類學方法有著顯著的不同。葛林伯雷這樣寫道：我在本書中企圖實踐一種更為文化或人類學的批評--說它是“人類學的”，我們是指類似於格爾茨、瑪麗·道格拉斯、維克多·特納等人的文化闡釋研究。與此類工作有著親緣關係的文學批評，也須意識到自己作為闡釋者的身份，同時有目的地把文學理解為構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號係統的一部分；這種批評的正規目標，無論多麼難以實現，應當稱之為一種“文化詩學”。
這種視角試圖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創作、社會規範及其曆史背景的全盤審視，在文化的整體網絡中重構作品、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有機聯係。批評家不僅自己意識到文學作品本身是一個“意義係統”，是“建構”的，同時自己的解讀也是一種新的建構，而且他們還努力提醒讀者意識到這一點，使讀者也可能產生自己的意義建構。應該說這種研究方法比弗萊等人的原型批評更為深刻和精細，更為關注文學作品的文化文本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