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他已是個老練的駕駛員，對歐洲公路網熟悉無比，最遠花了十六個小時開到馬德裏。他獲取了本地的居留權，還能說簡單卻熟練的意大利語，可以和政府部門毫無障礙地打交道——他的父親是永遠不準備做也做不到了。
但是，他從來沒準備留在這裏。“是生意需要，我要完成原始的積累。”他試圖用更世故的口氣，反而突出了他的孩子氣。他說，做生意的秘訣是市場行情和反應的速度。和父親不同，小黃不再被物質匱乏所困，他甚至也不需要充滿饑渴地尋求機會，當他成長時，他的父親已為他提供了各種選擇。他不能在國內順利地考上大學，可以來羅馬，他不需要自己租房子、找工作，父親也用不著他太為家族生意操心，覺得他唯一重要的事是去找個合適的女朋友。
但是，小黃卻覺得這與其說是便利，不如說是負擔。“他以為我不需要考慮生意，但怎麼可能，我一直在想，”小黃說，“其實，我的壓力很大，我不希望他們對我失望，實際上我的思想負擔可能比他們出來時還大。”
最初，我覺得這不過是個強說愁的少年心態，但當我們的交流更深入時，他那壓抑不住的哀愁開始變得更真實起來。他開車帶我們在滴著小雨的羅馬郊區穿行，說起了十八歲第一次來到意大利的遭遇。那是2001年春天的一個傍晚，父親帶著第一次出國的他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的普拉多市的街頭散步，這是座小城，也以中國人的集中著稱。“有個騎摩托車的意大利人，突然從後麵上來，在我頭上啐了一口。”七年過去了，小黃回憶時仍耿耿於懷，可以想見，這一遭遇給少年人敏感的內心帶來怎樣的改變。
從此以後，對小黃而言，意大利與意大利人都變成了抽象的名詞，他願意忽略掉他們蘊涵的複雜性，每一個個人都是不同的，他們都意味著屈辱和不愉快。這一情感，隨著時間，不是減弱而是增強了。
他會義憤地說起2007年春天，發生在米蘭華人聚集區的華人與當地警察的衝突。“全世界都為此震驚，”他說起一個當地警察正在毆打華人孕婦，“但事情卻不了了之，中國大使館的抗議太軟弱了。”我不清楚這一事件，但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華人群體的屈辱感，是個古老而嶄新的命題。它似乎沒有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而減弱。
在飯桌上，小黃激動地發表著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他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麵，他對米蘭的意大利警察表示憤怒；另一方麵，他對中國大使館的軟弱與遲鈍不滿，進而發展到對整個中國政府的不滿。但對我們同時談論的西藏問題，他的態度則又轉變了，他認為北京可以再嚴厲一些，不用理會外國人的態度。年輕人丟掉了剛認識的矜持，談興甚好，胃口也佳，在吃了一份海鮮、一碗麵條之後，又吞下一客牛排。當父親試圖平衡他的極端言論時，他奮起爭辯。
老黃會說起米蘭的華人社會自身的問題，他清楚在城市中，華人社區總是擁擠、肮髒，幫派間的紛爭愈演愈烈，經常激起周圍人的反感。而且，華人也缺少權利意識，他們很少團結起來，爭取集體的利益。但無疑父子二人，都期待能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國政府，給這些海外華人提供真正的支持，不論是情感上的，還是實際行動上的。他們的失望可以理解。在旅行的第一天，我丟失了護照，走進處於羅馬一條幽靜小街上的中國大使館時，遭遇到的是個低效的官僚機構。在等待的小房間裏，我看著斑駁的白牆壁，寒酸的沙發，房間裏唯一的裝飾是掛在牆上的照片，兩幅民間的剪紙，一幅是臨潼的兵馬俑，它們都是再淺薄不過的中國符號。茶幾上有兩份當地的華人報紙，印刷同樣的低劣，編輯同樣的粗糙，頭版新聞也是一致的——意大利華人嚴厲譴責藏獨分子，當地華人社團歡迎新任中國大使孫玉璽。如果，你根據羅馬火車站旁的那個由一家接一家的小服裝店構成的華人社區，或是大使館這一角來觀察，肯定會懷疑，這就是那個西方主流媒體不斷談論的“崛起的大國”嗎？這個國家的政府與他的人民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少獲得過一種平等、互助和信任的關係，他們經常是相互漠視、相互厭惡、相互利用的。
吃過飯，小黃主動提出送我們回到羅馬市內。他喜歡和我們在一起，或許是因為他好久沒有這樣暢快地說話了。我能感覺到他的深深孤獨，在羅馬，他沒幾個朋友，也執意不準備進入意大利社會。他最喜歡開長途車去送貨，是因為那一刻他既逃離了不喜歡的意大利，又逃離父親的告誡。他不像父親那樣樂觀，善於自我調解，他經常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裏，不能自拔。他的父親感受到生活越來越擴展的興奮，他卻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緊張。當車快進羅馬城區時，他突然說起，一年前，他還被當地警察局監禁過——在八個月時間裏，他隻能呆在家裏，不能使用任何通訊工具。他相信，這是個莫須有的指控，因為警察憑借的僅是竊聽到兩位華人黑社會分子通電話時提到他的名字，而且通話發生在四年前。“哪裏都不能去，隻能鍛煉身體了，現在很結實。”他自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