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的寒霜染紅了滿山楓葉。這在北京西山是迷人的一景。但在陝北和陝甘邊山間的密林中，卻是隨處可見的。“梢山”中的散步仍然每天堅持著。我隻是發現馬文瑞同誌腰間那個小小計步器上的指針，由起初的每天六千步指向了一萬步。他的精神顯然年輕了許多。這不僅僅因為密林中的空氣負氧離子含量很高，而是“梢山”的環境又呼喚他回到了難忘的崢嶸歲月。在西山，馬文瑞度過自己的八十華誕。過生日那一天，他沒有休息，仍然像往常一樣堅持批閱文化，處理信函。這天，他鄭重地處理了兩封信件。一封是陝北榆林地委書記李鳳揚、行署專員劉壯民寫給他的。信中陳述了榆林當前經濟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請他能代為中央有關方麵交涉，要求投資修築鐵路，並給煤炭開發以特區的優惠政策。馬文瑞經過反複思考，寫信給朱鎔基、郞家華同誌，希望予以解決第二封來信是寄自《東方紅》作者李飣源的家鄉佳縣李家溝村。村裏年輕的共青團支邰書記致函，反映村辦小學校舍年久失修，學無法上課的問題。馬文瑞把這封信批轉當時的共青閉中央書記兼希望工程負責人宋德福同誌，希望撥款予以解決。這兩件事，隨後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落實。榆林的鐵路建設已被列入部、省汁劃。李家溝村希望小學建成剪的大事小事，他每年總要辦幾件。處理完那兩封信，已經是深夜。他心裏惦記著榆林地區的幹部群眾……坐在客廳對我們工作人員說：“聽說榆林的幹部職工好幾個月都發不出工資，老幹部的醫藥費都報銷不了，這怎麼得了！”
當他坐在那裏，用純粹的陝北方言說這句訴他的喪情是淳樸而真誠的。那種深切的憂慮，使我想起了麵對天災人禍的那些剛強的陝北老農記得有人說過，中國革命其實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場農民革命。這話也許不夠科學、不大準確，似也不無道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階層毫無疑問地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丫覓要作用，但革命的主要力量畢竟還是農拭。也許正因為這樣，這場偉大革命中的領袖和傑出人物身上，都始終保持著中國普通農民的某些優良品格。毛澤東、朱德是這樣，別的許多老革命也不例外。這是階級的烙印，也是時代的特征，更是曆史和人民選擇的結果。馬文瑞同誌也是這樣一位典型人物。經受了幾千年苦難的千瘡西孔的陝北高原，和祖祖輩輩繁衍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飽經憂患的勞苦大眾，終於在20世紀初，孕育產生了像他們這樣的一批值得自豪的優秀兒女。許多年以前，當他穿著黑色的農民衣褲，行走在連綿不斷的黃土群山中，當他盤腿坐在聚滿攏著羊肚子毛巾的農民的上炕上時，他的點頭會意的微笑，他接過他們遞過的煙袋吸煙的姿勢，他的思想及表達思想的方式，他的一切，都同他們是一模一樣的，體現著他與這片土地和人民之間密不可分的血肉聯係。是的，馬文瑞同誌正是從那片土地上走出來的，正是從那溫暖的土炕上，從那人群裏站起來的。無論離開多久，走得多遠，他身上總保留著陝北農民的感情和氣質。他同勞苦大眾之間的這種血肉聯係，幾十年間一直保持著。毛澤東同誌曾親筆題詞表彰馬文瑞同誌是“密切聯係群眾”的模範……在北京西山居住的日子裏，馬文瑞同誌以正式代表的資格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的心情同1945年在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一樣激動。八旬高齡的老人，仍然像半個世紀前一樣對黨的事業充滿了必勝的信念。他在小組討論時積極發言，建議黨中央進一步重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將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深人開展下去，並且擴大到城鎮。
黨的十四大以後，馬文瑞同誌就要從全國政協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1993年2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誌代表黨中央到家中看望馬老。在那間陳設樸素的小客廳裏，總書記同馬文瑞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交談。那個早春的夜晚，客廳裏的燈光顯得格外明亮。江澤民同誌親熱地和馬老坐在一個雙人沙發上，他們挨得那麼近，兩代革命家，彼此之間的交談便顯得更加親切。當我送茶水進去，看到這情景，我對“同誌”這個極普通的名詞，有了更加深刻而貼切的理解。一個人，要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這種時候，心情也許是複雜的，有的同誌對此甚至很難接受，馬文瑞卻很坦然。他們談話的內容始終圍繞著黨和國家的大事情，並不拘泥於個人小事。江澤民同誌問：“馬老，您對中央目前的工作有什麼意見？”馬文瑞說：“別的沒有，隻想對中央今後的工作提點建議。”接下來，馬文瑞講了三點。一是關於對台工作的策略和方針問題；二是領導幹部的工作作風問題；三是黨風和廉政建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