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從一開始就試圖把工黨的社會主義目標和“民族政府”的任務協調起來。英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越來越顯得疲軟。1947年，它的實力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位居第二，以後卻不斷下降。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遠遜於美、日、西德等國家。與此相適應，英國的政治軍事地位也受到影響。1957年蘇伊士運河事件發生後，英國國民開始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承認，這個昔日最強大的帝國已淪為二、三等國家。針對這一形勢，威爾遜著力闡釋教育和科技革命對英國發展的重要意義。他在1963年工黨年會上強調指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比我們所能理解的還要迅速的變革時期。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15年間，特別在工業方麵，將看到一個比最近250年來工業革命更偉大的技術變革時期。……除非我們把科學與經濟計劃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所需要的經濟增長……我們將根據科學革命來重新闡述社會主義。”
在工黨看來，科技教育革命對工人階級至少在三個方麵有重大意義。第一，促進經濟振興，趕上世界領先國家，使社會再分配的擴大建立在更為雄厚的物質基礎上。第二，改革等級教育傳統，縮小各階級在文化教育方麵的差距，進一步體現社會平等。第三，在經濟結構加速變化時期，向工人階級提供有計劃的職業再教育，提高他們的文化教育素質，以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這一政策首先使工黨左右翼之爭平息下來，並在黨內得到一致支持。
1964年工黨競選宣言《新英國》提出，要堅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這三件事是：“在國家計劃中調動它的各種資源，維持公共支出和個人支出之間的平衡；對全體居民，而不隻是對他們中的小部分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他們在這個科學時代中應盡的責任。” 對此，選民也抱以讚許態度。
1964年9月，保守黨政府任剃屆滿宣布舉行大選，工黨以4席多數險勝，威爾遜組閣，開始了戰後第二次工黨執政時期。威爾遜政府上台後，嚐試用“計劃化”代替“國有化”，限製市場經濟的盲目性，加強國家對全局的指導作用。為此，籌建了經濟事務部。該機構負責協同勞資雙方一道製訂計劃，經濟計劃分為年度的和五年的兩種，把國家的、地區的和工業部門的生產都納入計劃體係，分別就投資、生產、就業和出口作出規定。這個計劃在國家與產業和工會代表密切合作的基礎上擬定，並且聘請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專家作政府的經濟顧問。1965年9月，經濟事務部公布了五年國家計劃，作為經濟活動的“行動指南”。
為了貫徹這一計劃，還采取了許多措施。例如，成立工業改組公司，通過對私人企業貸款或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促進工業設備更新和小型私營企業合並，使工業向合理化發展，國家向新技術工業提供優先幫助。製定工業配置法，引導私營工業向西北和東北不發達地區轉移，等等。
政府成立了技術部。指導和鼓勵產業采用新技術和新工序，把現代技術引入英國。還采取重新分配政府經費、擴大教育開支、改善各級培訓設施、普及教育等措施。在工黨政府推動下，60年代全國綜合中學數目增長了十倍。到1970年，綜合中學學生數已達全部中等學校學生數的1／3，為普通家庭的子弟享受教育提供了機會。各種成人教育手段也大大改善，創辦了開放大學，利用廣播、電視等傳播手段普及高等教育。這一時期被看作“教育革命”時代，威爾遜政府也因此在戰後英國發展史上留下堪以自豪的一頁。
此外，政府還將鋼鐵工業重新國有化，改革了稅製，增收資本利益稅，提高養老金、疾病和失業救濟金（1965年3月開始），取消國家衛生局的處方費（1965年2月1日開始），等等。
起初，威爾遜政府“經濟新政”實施得還算順利。工會對政府也給予了支持。1964年12月16日，政府與工會達成一項“生產率、物價和收入問題意向宣言”，雙方同意工資的增長要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適應。1965年下半年，政府又采取了一項強製性的“預先通知”的製度，規定任何關於物價和收入的變動必須預先通知政府，以便政府可以有時間考慮這些問題。政府威望的提高在1966年大選中表現出來，這次工黨得票率比1964年提高3.9%，議席增加了46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