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長。1967年阿以戰爭爆發，揭開了世界性資本主義危機的序幕。英國經濟本就處於財政收支平衡的邊緣。麵臨英鎊每況愈下的局麵，不得不於同年將英鎊貶值14.3%，以期製止擠兌英鎊的風潮。
1964年—1970年英國國家計劃目標與實際結果相比，個人消費實際增加了0.9%，公共消費下降了2.1%，固定投資減少了2.3%，國民生產總值1970年增長速度為2.2%，遠未達到3.8%的計劃目標。而失業率則上升到2.5%。
政府對付危機的手段是以強製性工資和價格控製取代自願收入政策，並且重新恢複處方費，削減住房建造計劃，取消中學生免費牛奶供應，提高離校年齡，等等。政府在和危機的鬥爭中，深深感到工會的一係列自發罷工對整個經濟形勢的負作用，因此拋出題為“代替衝突”的白皮書，企圖限製工會的權力，並向工會的一些不負責的行動追究法律責任。這一下在工人運動中掀起軒然大波，工會緊急決議，堅決抵製這一決定，終於迫使政府放棄這一企圖。但從此雙方關係日見緊張，工會和工黨的關係由此發生轉折。
威爾遜政府的“經濟新政”中途夭折了。“英國病”的激化以1967年英鎊危機作為第—幕。從此以後，“英國病”的病情一直沒有減輕。
威爾遜工黨執政幾年來，在財政十分拮據的條件下，還是盡可能增進人民的福利。被保守黨政府變為私有的鋼鐵工業在1967年重新收歸國有，是威爾遜政府的主要社會主義措施。同時它在經濟稍寬裕時陸續把已削減的公共開支又增加了。1966—1969年每年平均增建住宅40萬幢，比保守黨執政時期建房多；這期間培養的教師增加了1／3。根據威爾遜的建議成立的開放大學使各種年齡組的未能上大學的人有了係統受教育的機會。失業補貼、家庭津貼、醫療保健費用、增建醫院經費都有增加。對賠錢但方便乘客的公路、鐵路客運事業也給予補貼。等等。
1969年底到1970年初，英國經濟又有起色，國際收支在連續7年虧損後出現盈餘。這是執行4年通貨膨脹政策的結果。工黨在地方選舉中又吸引了選民。1970年5月底，威爾遜決定利用良好時機，舉行新的大選，以便再贏得5年任期。
工黨的競選宣言是《英國今天是強大的，讓我們把她變得更強大》。各報民意測驗一直表明工黨比保守黨占上風。可是形勢急轉直下，在投票日前3天，報上發表了5月份的貿易數字，逆差達3，100萬鎊，而且物價也在上漲。保守黨的競選專家們抓住機會大做“工黨把經濟搞糟了”的文章。大選結果，幾乎出乎所有民意測驗的預料，保守黨以30席的多數而得勝，工黨又淪為在野黨。
工黨在這次大選中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輕視了工會嚴重對立的情緒和黨內左翼力量的增長。在執政期間，威爾遜政府忙於樹立自己的“全國政府”的形象，加劇了同工會的緊張關係。收入政策實際上限製不了物價，卻要求限製工資增長；政府關閉了187個虧本的礦井，使15萬礦工失業；海員兩次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激化了工業爭端，也影響了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左翼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力地位。大工會的左傾和它們日益幹預工黨的事務，使工黨領導失去了過去那種對議會外工黨的控製力量，而一向很弱的工黨左翼與此時出現的工會強大左翼相配合，也增加了邊沿選民的動搖性。
70年代，英國的衰落通過幾個數字可見一斑。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70年代下降到1.8%，而實際上1974—1980年的平均增長率僅為0.9%。70年代後期，英國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經濟地位已降到第5位，失業率則從2%左右上升到5%左右。西北部傳統工業集中地區的失業率則更高。
工人階級是經濟危機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因此整個70年代，工會運動不斷向左轉。首先工會紛紛推舉左翼分子為工會領袖。如著名的左派組織“工黨民主運動”等紛紛在工會擴張勢力，建立分會，到1977年前已設立了39個分會。其次，工會在工黨年會上積極要求和支持更加激進的政策，向工黨施加壓力，推動工黨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