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推動美國改變政策，支持英國的外交目的，英國朝野上下在1946年—1947年初采取了一係列重大行動。第一，貝文在首屆聯大上積極活動。1946年1月，伊朗政府向首屆聯大安理會提出了對蘇聯幹涉內政的指控。英美都表示支持伊朗，但是美國代表沒有采取具體行動，而貝文卻與蘇聯代表維辛斯基展開了激烈辯論。會議期間，貝文在會下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在宴請美國代表團成員參議員範登堡時，還指著地圖說明蘇聯的企圖，要求美國決不能避開。貝文在聯大的發言贏得了美國輿論界的讚許。
第二，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說。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美國密蘇裏州的富爾頓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他警告人們“鐵幕已經降臨歐洲，”這在美國引起了強烈而又複雜的反映。雖然當時美國國會和公眾有讚成的也有反對的，但它對輿論界震動很大，特別是對轉變美國領導人的態度起了很大作用。丘吉爾在3月7日給艾德禮發了一份密電，說杜魯門事先看過他的發言，“事先事後似乎都很滿意。” 幾乎同時，丘吉爾也給貝文發了一份電報，裏麵說：俄國在地中海地區的擴張已使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國務卿）同意英國的觀點，要想保證和俄國的良好關係，一定程度的力量和抵抗的顯示是必要的。他預言：不久這就會成為美國的占優勢的觀點。
第三，貝文在希臘問題上向美國的攤牌。1946年秋，希臘國內烽火又起，共產黨部隊得到了北方鄰國的支持，到1947年春，希臘局勢危若累卵。西方認為，如果共產黨在希臘勝利，就可能象多米諾理論或爛蘋果理論所說的那樣，導致地中海國家的一係列災難。假如希臘陷落，不僅土耳其和伊朗會落入共產黨之手，連意大利，甚至法國也會受到影響。尤其是意大利，它有一個人數眾多、組織健全的共產黨。人們認為1944年希臘危機時，隻是由於英國的幹涉才避免了那場災難。可是這回，英國正遭遇著戰後最大的經濟困難，已無力去管希臘的事情，英國希望美國來承擔此任。可是1944年時，美國是反對英國在希臘的政策的。1947年2月末，貝文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電報，聲稱：從4月起，英國不能再承受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負擔。這封電報象是在美國領導人中投了一顆炸彈。這實際上等於向他們說：英國統治下的和平正撤離地中海，如果他們不去填補這個缺口，它就要被俄國人填補。貝文這一炮放得正是時候，引起了杜魯門的積極反應，因為當時美國官方對俄國的看法正在改變。他們正在準備實行喬治·凱南的遏製戰略。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了眾所周知的“杜魯門主義”。這標誌戰時大同盟的正式破裂，東四方冷戰的正式開始。
2．帶頭響應“馬歇爾計劃”
美國在確立了遏製蘇聯、稱霸世界的戰略原則後，轉而采取積極扶植西歐經濟複興的政策。從貝文的角度來看，杜魯門主義的意義在於：它承認了美國軍事力量將用來保衛歐洲，並打消了他最壞的擔憂——美國會重新回到孤立主義。但是杜魯門主義並沒有解決西歐經濟衰弱的問題。所以，當喬治·馬歇爾在他1947年6月5日的哈佛山演說中提出要美國對歐洲經濟重建進行援助的試探性建議時，貝文“舉雙手讚成。”美國人提供了一個好機會去建立起穩定的歐洲經濟，使之作為一個抵禦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
馬歇爾的邀請不僅僅限於西歐，它擴大到所有歐洲國家，馬歇爾的主要條件是：建設歐洲的計劃必須出於歐洲，而不是美國。貝文帶頭組織歐洲國家起來響應，並推動產生了“歐洲複興計劃”方案。馬歇爾講話發表後，貝文馬上同艾德禮商量，並指示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通知美國國務卿，說英國將立即同法國磋商。英法立即開始了會談，6月27日——馬歇爾講話後僅僅三個星期——英國、法國和蘇聯三國外交部長齊聚巴黎，開始了預備性會談。貝文邀請了莫洛托夫，企圖消除同蘇聯之間的隔閡。貝文說，他希望“他們終究會進行合作。”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蘇聯根本不打算同西方進行經濟合作，斯大林告訴馬歇爾，他對西歐的迅速複興根本不感興趣，如果他參加會談的話，他是要盡量為俄國爭取援助。因此，莫洛托夫譴責美國的建議，並禁止東歐國家參加馬歇爾計劃。貝文曾當眾表示歡迎邀請東歐國家，以便“架起一座連結東西方的橋梁。” 其實，馬歇爾計劃把蘇聯包括在內，隻是一個外交手段，美國參議院根本不會批準美國對蘇聯提供大量援助。貝文內心也不希望蘇聯去利用他架起的那座橋梁，在巴黎會議上，他擔心蘇聯人會同意馬歇爾計劃，因此他盡力不去給莫洛托夫創造一個熱情的氣氛，他堅決抵製蘇聯的無附帶條件的援助的建議，堅持絕不能耽擱，並毫不掩飾地對蘇聯人的離去表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