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貝文政策的反對者，他們也不是純粹反對工黨政府同蘇聯對抗，他們的著眼點是：反蘇政策必然會帶來軍備的迅速增長，軍備的增長將伴隨著生活水平的下降，而生活水平下降會造成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比萬在退出政府時，宣稱他的理由是：他看出工黨政府的防衛計劃“將以英國和世界經濟的不可挽回的損失為代價。”他認為；防衛計劃是必要的，但必須保證英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服務不受影響。“如果在企圖對抗那些極權主義的小集團的軍事影響中，西方世界的經濟被破壞……那麼蘇聯共產主義就會在西方經濟的每一個國家中建立起整整一係列特洛伊木馬。” 可見，比萬等人並不反對反蘇，隻是反對工黨政府反蘇的方式。
2．消極性。共產主義運動獲得大發展，這是戰後世界曆史中一大進步事件。然而，工黨政府在這個大事件中卻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兩大集團的交鋒中，它牢牢地站在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麵，這對兩大集團雙方力量的配置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戰後初期的反共逆流中，工黨政府起了重要作用。朝鮮戰爭爆發後，工黨政府明確地站在反共的立場上。艾德禮宣布北朝鮮是侵略者。工黨全國執委會宣稱北朝鮮共產主義武裝力量對南朝鮮的入侵是一個公然的侵略行為，它不僅違背了聯合國的原則，而且還是對安理會的挑戰。1951年春，工黨政府毫無異議地把自己的軍隊派遣到南朝鮮，加入了聯合國軍。實際上，英國和美國同樣急於遏製共產黨中國。英國每年花費5，000萬英鎊，雇傭十多萬部隊來掃除中國在馬來西亞的影響。
正是由於工黨政府推行了反蘇、反共的政策，所以“保守黨也有理由說，工黨改變了信仰……‘隻有左派同左派才有共同語言’這種看法在1951年時已沒有什麼事實根據了，工黨的外交政策與保守黨的外交政策非常接近。”當時流行的一首小調很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貝文或丘吉爾的風格，
丹麥人和荷蘭人都感到如出一轍；
工黨或保守黨的演講，
法國人和希臘人聽來都是一樣。”
戰後初期，工黨政府不僅積極反共，而且對民族解放運動也持反對抵製態度。比如，當1950年伊朗首相摩薩台博士試圖實行大膽的“社會主義政策”時，英國工黨政府對之大為惱火，“多虧美國在外交上的明智和英國沒有做好準備，工黨政府才沒有對伊朗發動～場帝國主義戰爭”。難怪亞洲社會黨人說出這樣的話：“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對內是社會主義者，對外是帝國主義者。” 抵製民族解放運動是違背曆史潮流的。英國工黨政府的態度和蘇聯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正好形成鮮明對照。
另外，工黨政府在聯美過程中，過份依賴美國，甘當美國的馬前卒，成了美國稱霸世界的幫凶，這不僅有很大的消極作用，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損害了英國民族的利益，工黨政府要維護英國的大國地位，反倒成了某一大國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