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進步性。國內外很多學者都認為戰後工黨的外交政策和保守黨的外交政策是相同的。正如前麵所述，在反蘇、反共這一點上，工黨政府和保守黨政府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工黨的一些左翼分子也宣稱工黨政府繼承了保守黨的外交政策。誠然，在維護民族利益這一點上，工黨和保守黨確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它們的外交政策有相互繼承性。然而，畢竟工黨和保守黨是不同類型的政黨，這種差別在外交政策上是會有所體現的。艾德禮曾說過：“一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它的國內政策的反映。”“在外交政策方麵和國內政策方麵一樣，工黨與資產階級政黨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意見分歧，因為這兩種政策是不能分開的”。“在勞工反對黨與資產階級政府之間沒有一致的外交政策”。 正因為如此，工黨政府在維護英國民族利益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實施一些比保守黨的政策開明一些、進步一些的外交政策。比如對華政策，當時工黨政府承認新中國就遭到了保守黨的反對，艾登於1950年5月24日就承認新中國問題在下院同貝文進行了辯論，他認為英國承認新中國在時間或方法上是不合適的，英國應當與英聯邦中的夥伴及美國協調行動。
對待英屬殖民地，工黨也比保守黨開明。在工黨執政期間，廢除了印度、緬甸和斯裏蘭卡的殖民製度，並且給予這些新成立的國家以經濟上的援助。這些做法是遭到保守黨人激烈反對的。這說明“英國工黨政府畢竟是社會主義者。因此，它對於亞洲及非洲的革命傾向，比之位居反對派的保守黨，要了解與同情得多。”
即使是對蘇政策，工黨的反蘇和保守黨的反蘇也是有區別的。保守黨的政策是尋求一個持久性和排它性的明確地直接反對蘇聯的英美聯盟，而工黨的政策隻是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接受同美國共同行動，而不是被誘使承擔義務，排斥任何可能的同蘇聯的相類似的協作。所以在充當反蘇先鋒的同時，工黨政府仍在努力謀求同蘇聯的在其它方麵的協作，1947年12月，英蘇之間簽訂了貿易協議，貝文對談判的進行情況極為關注，他是堅定地讚成達成協議並在以後再延長協定期限的。
工黨自己認為：工黨的政策比保守黨的政策更有助於維護和平和避免戰爭。“因為保守黨是19世紀的黨，他們仍然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剝削的思想方法來思想；在危機中，他們的反應是采取軍事威脅。”“工黨確信和平，在工黨治下比在保守黨治下更保險”。工黨的政策“常常受到保守黨反對派的支持這一事實不一定表明它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內容”。
5．矛盾性。從上麵所談幾個特性可以看出，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非常複雜，充滿矛盾。一方麵，積極反蘇；另一方麵又謀求同蘇聯的協作。一方麵親美、聯美；另一方麵又和美國鬧獨立性，在“冷戰”的東方戰場，工黨政府實際上對美國起了抑製作用。對中國，它一方麵頂住美國的壓力，承認了新中國，主張讓新中國進入聯合國；另一方麵又不敢完全得罪美國，在承認新中國的同時，又承認台灣政府，而台灣政府當時在美國的支持下，繼續占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席位。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它一方麵派出6，000名陸軍、20艘大型軍艦和2架水上運輸機參加“聯合國軍”，並付出了死亡749人、耗資5，000萬英鎊的代價；另一方麵又反對美國擴大戰爭規模和使用核武器，並積極敦促美國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在對待殖民地問題上也是這樣，它一方麵實行開明、進步的政策，在一些國家廢除了殖民製度；另一方麵在廢除殖民製度問題上又不想走得太遠，在許多國家仍保持、維護殖民製度。
當然，上述的矛盾性隻是工黨政府外交政策的表麵現象，透過現象看本質，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還是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