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威爾遜工黨政府上台，職工大會表示願意同工黨政府合作，並願意參加由政府、工會、資方三方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製定發展經濟的“全國計劃”。職工大會還作出讓步，聲明它接受一項適當限製工資增長的收入政策，條件是這項政策為非立法性的。工會堅持政府不能以立法手段來幹預工會與資方直接地、自由地就工資問題進行談判的權利。
然而，到了此時，工會和執政的工黨很難再維持原有的密切關係了。工黨政府要從全國利益角度製定政策，不可能隻照顧工會的利益。威爾遜政府為應付日益嚴重的英鎊危機，平抑國際支付中出現的巨大逆差，采取緊縮政策，規定工資增長不得超過5%，以後又宣布對工資實行凍結6個月。這種收入政策激起了工會的極大不滿。工會的阻撓使工黨政府的收入政策實際上無法實現。1967年，工黨政府被迫宣布英鎊貶值，結果是通貨膨脹加劇，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壓力加強，罷工頻頻發生。這時，工黨政府對工會采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麵宣布放棄執行限製工資的收入政策，另一方麵積極準備通過立法手段來限製工會。1968年12月底，首相威爾遜和就業大臣巴巴拉·卡斯爾夫人主持製定了一份題為“代替衝突”的政府白皮書，準備提交給議會。白皮書主要內容是用法律手段來限製罷工，削減工會舉行罷工的權力。號稱工會政治代表的工黨要用法律來限製工會，這是不能被工會所接受的。無論是溫和的右翼工會還是激進的左翼工會都反對這個文件。威爾遜未敢把這個文件提交議會，工黨政府削弱工會權力的企圖破產了。不僅如此，工人群眾對工黨政府的深刻不滿導致工黨在1970年大選中的失敗，再次淪為在野黨。
希思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對工會采取的是對抗政策，對比之下，使工會感到還是工黨與它是一家人，工會有必要加強同工黨的合作，爭取使工黨上台執政。於是二者之間在1973年就一係列問題達成協議。工黨表示上台後將修改希思政府實行的勞資關係法，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加強經濟計劃化，強化需求管理。工會則將在增加工資問題上作出適當節製，但決不接受政府以立法方式實行收入政策。這就是有名的“社會契約”。1974年2月大選，工黨獲勝，威爾遜再度執政，工會希望工黨政府按“社會契約”辦事，維護工人的權益，但是他們的希望又落空了。
威爾遜政府上台正是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能源危機和經濟危機接踵而至之際，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深深陷入滯脹危機之中，英國的情況更壞。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契約”是無法實現的。雖然工黨政府上台後曾增加了社會福利開支，但從1975年夏天起就不得不再度實行收入政策。到1978年，工黨政府共實行了4個階段的收入政策，限製工資增長。此時，英國工人麵臨的已不隻是收入問題，而是實際工資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下降和失業劇增的雙重壓力。
英國職工大會總理事會的領導人此時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麵工黨政府要求他們合作以渡過危機；另一方麵各行業工會強烈反對政府的收入政策，要求實行自由的工資談判。在各工會的壓力下，職工大會領導撤回了它對工黨政府的收入政策的支持。1978年底到1979年初，工人罷工浪潮高漲，其激烈程度和規模超過戰後任何時期。這就是英國人所說的“不滿的冬天”。在工人的強烈不滿中，卡拉漢（1976年接替威爾遜任首相）領導的工黨政府在1979年的大選中失敗下台。工會又一次推翻了工黨政府。
工會同工黨政府對抗的結局是迎來了工會的真正克星——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上台。撒切爾夫人對工會恨之入骨，她認為工會活動早已超出勞資爭端的範圍，是為了爭權而來，工會問題不解決，英國經濟結構調整、生產合理化、改革福利事業都將成為空話。於是她揮舞法律、經濟和輿論三根大棒對工會進行猛烈攻擊。
1980年和1984年保守黨政府先後通過了兩個就業法和工會法，規定罷工必須限製在和工資、就業條件有關的範圍，而且要在4周前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征得多數工會會員的同意才能舉行罷工，否則以非法論處，並罰以經濟賠償。
1986年保守黨政府宣布實行工資製度改革，即把固定工資製度改為以固定工資為主和“分享利潤”工資相結合的工資製度。這樣，職工切身利益同企業經營好壞直接掛鉤，動輒罷工的現象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