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1994年下半年至今
史密斯逝世後，很多人認為工黨內部會出現一場爭奪領導權的激烈鬥爭，甚至可能發生分裂。然而實踐的結果是工黨不僅順利渡過了選舉領袖這一關，而且還選出了年僅41歲，被稱為工黨內最重要的現代派人物托尼·布萊爾為領袖。布萊爾是一位職業律師，畢業於牛津大學，在史密斯的影子內閣中任內政大臣。94年7月21日，在根據史密斯實行的新規定舉行的第一次工黨領袖選舉中，布萊爾以贏得57%的票數擊敗了左派候選人、原工黨副領袖和代領袖瑪格麗特·貝克特和親工會的約翰·普雷斯科特。
布萊爾上台後，首先調整了工黨的重要領導機構——全國執委會，然後便開始對工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提出建立“新工黨”的口號。
首先在政策上，布萊爾提出了新的經濟理論和新的財經政策的設想。他否定了“撒切爾主義”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萬能的觀點，並提出新的經濟理論——“內生力增長論”。其基本點是：要想獲得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要跟上世界經濟的競爭步伐，不能隻著眼於向生產部門的投資，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地向教育和科技領域投資，並且兩者要緊密結合，使教育和科技的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這樣，經濟的發展才能保持足夠的動力。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布萊爾提出，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三個夥伴關係的基礎之上：政府和企業；雇主和雇員；國營和私營。他強調：有活力的經濟既不能由國家單獨控製，也不能死守“市場經濟”的教條。市場的力量不能使國家迅速地跟上世界經濟和科技飛快變革的步伐。隻有加強上述三對夥伴的團結和合作，才是新工黨的“社會主義”。
關於財政政策，布萊爾提出了要合理稅收，支出和經濟增長同步，量入為出的設想。既不象過去那樣對富人征收高額的稅，更要減輕中等收入家庭的負擔。同時要規定全國的最低工資標準。教育和醫療等公共福利等由政府控製，不能放到市場上去。
布萊爾還提出，工黨一旦執政，不再繼續推行國有化。對保守黨執政期間所發展的私有化企業，也不再加以改變，而是加強管理，使私有化企業發揮更大的效益，避免貧富差距繼續擴大。
其次，在工黨與工會的關係上，布萊爾繼承了史密斯的作法並將“一人一票製”的適用範圍擴大，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工會對工黨事務的影響和作用，加強了工黨領導機構獨立決策的權力。
最後，也是最為困難的一項改革就是修改黨章。工黨的章程寫於1917年，其中第四條第四款集中體現了工黨的宗旨。原條款是：“要使從事體力或腦力勞動的工人獲得他們的全部勞動成果並享受最公平的分配，從而使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公有製和可以實現民眾管理及控製企業與公用事業的最佳製度成為可能。”這一條款被英國媒介和政界簡稱為“公有製條款”或“第四條”。這一條款成為工黨實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也是工黨推行國有化和福利政策的理論基礎。1959年，蓋茨克爾曾提議修改該條款，由於反對派的抵製沒能成功。布萊爾任工黨領袖後，把修改第四條當成了他的黨內改革計劃的—個重要內容。在94年10月的年會上，布萊爾提出了修改第四條的動議，然而卻立即遭到黨內左派的反對。在表決時，布萊爾的提案以41.9%對50.9%的票數被否決。
10月年會後，布萊爾的修改黨章的決心更加堅定。11月下旬，布萊爾和工黨副領袖約翰·普雷斯特起草了一份修改第四條的文件，文件中將第四條第四款改為：“本黨讚成在公共利益下管理的強大而來源豐富的公共服務的存在，這種存在既是公正社會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經濟的重要基礎；本黨既需要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和適當控製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典定在效率和公正基礎上的公有製。”新條款在1995年4月29日召開的全黨特別代表大會上終於被通過，以布萊爾為首的工黨現代派取得了重大勝利。這一勝利不僅鞏固了布萊爾的領袖地位，是黨內左右派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標誌，而且改變了黨的形象，使工黨更易於吸引中間階級選民，尤其是企業主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