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錢玄同提出了筆畫方案。在1932年，我是兩歲的時候，出版了國語籌備委員會編訂的《國音常用字彙》，收入不少簡體字。所以簡體字對我們來講是有很大的好處的，我上小學的時候，我們學校三個兄弟，三兄弟，有兩個是孿生，有一個跟他們差一歲半，一個叫聶幫頂，一個叫聶幫記，一個叫聶幫楚（音），這個音也很鏗鏘有力，這三個孩子學寫字的時候，整天地哭，因為他的姓很複雜，那時候得連著寫三個耳朵，複雜，簡化以後變成兩個“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處，而且簡體字和繁體字根本不需要對立起來，我相信北大的學文科的人都懂繁體字，請在座的人裏麵，你們不認識繁體字的請舉手，沒有一個舉手，因為它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然後舊詩新詩，喜歡寫這些詩的都很可愛，都很好，尤其像錢鍾書的詩，徐誌摩的詩、艾青的詩、舒婷的詩、聶紺弩的詩，都寫得非常好，現在讓我有時候略感擔憂的就是我們把這種文體上的一些區別，把這個題材上甚至於風格上的不一樣把它對立化，變成互不相容的東西，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應該相通，也許這個時候我們想一下，盡管它有各種針對性，在共產黨宣言裏麵已經提出來，“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也許我們還可以提一下，就是鄧小平給景山學校上的字，他提出了一個“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現代化”的這樣一個主張，我們弘揚傳統文化，我們鑽研“國學”都是好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現代化，我們的目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是現代化，不是古代化，不是回到明清，更不是回到先秦。
關於文學與革命。
然後我談一個很大的問題，文學和革命的關係，革命前的文學和革命後的文學的關係，或者叫前革命的文學，或者後革命的文學的關係，世界曆史上我們發現一點，就是在有些地方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的初期，它會有一個文學的高潮，譬如俄羅斯，俄羅斯它所出現的文學的燦爛，到現在是沒有先例的，普希金、托爾斯泰、契科夫、果戈裏…太多太多了，我是講不全的。有時候我產生一個非常荒唐的想法，我說俄羅斯的發展常常走彎路，它非常不順利，而且尤其是它的經濟發展不是太讓人舒心，中國的農村包產到戶立刻糧食問題就解決了，對很多問題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俄羅斯把集體一解散，糧食生產量還下去了，有時候都無法想像是怎麼回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國家文學太發達了？一個國家文學要太發達了，還有人好好種糧食嗎？（笑），還有人好好的弄醬油弄醋做電池做手電弄小衣服嗎？文學太好了，太吸引人了，喝一點兒伏特加，朗誦一首俄文詩，再唱個俄羅斯民歌，遊覽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多幸福啊！如果這個時候還再去計算什麼經濟效益，多麼煞風景。
中國的現代文學，五四以後到1949，也是非常的活躍的，鬱達夫、巴金一直到胡適、梁實秋，這也非常的多，不多說，非常的活躍。有時候文學的高潮是和社會的機遇，和曆史風暴的前兆聯係在一起的，這是一個事實，當然我們不見得都從政治或者革命曆史的角度來說，中國人也早就發現了，窮愁之詩易工，而歡悅之詞難寫。我們很多中文係的人都非常重視中國的古典文學，越古我們就越敬仰，高山仰止，但是夏誌清講過一個理論，這是他的原話，說你們老覺得中國有古典文學了不起，因為你們外文不好，如果你要是外文好的話，你看一看英法的那個古代文學，比你中國的古典文學要豐厚得多，就拿最輝煌的唐詩來說，它的題材就運用了幾種，思鄉、送別、悼亡等等，相反的中國是五四以後現代文學一下子熱鬧起來了，各式各樣，什麼都有，後來夏誌清的話我見人就問，見北大的我問，別的學校我也問，香港我問、澳門我也問，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跟我說，他讚成夏誌清的話，所以夏誌清的話光杆司令，就他一個人這麼說，但是他畢竟是夏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