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
我覺得有一點緊張，真緊張不是假緊張，今天的題目，先鋒、文學、記憶，我把他分開來說。我一直都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個是不夠深刻，另一個恰好是不夠淺薄，這一對矛盾使得我在很多場合不善於發言，我更信任的是用文字來表達。畢竟作家和教授屬於兩個行業，同學們可能聽多了非常有邏輯的講座，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設想我的講話將是散文式的。
第一個關鍵詞，記憶。
一個作家記憶的一生，是一個百寶箱，記憶的百寶箱，這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財富。這個百寶箱打開來，是不同的財富和珍藏。我自己現在在梳理自己的文字之外，常常會想起我的少年，青年，有時候記憶猶新，有時候卻恍若隔世。醫學上認為，一個孩子睜開眼睛第一眼看世界，其實什麼也看不見。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們的人生中的第一記憶注定是丟失的，不管是作家也好，醫生也好，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找回他的第一記憶，使他重現。
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記憶是一個非常帶有時代烙印的東西，是一顆子彈。那年我三歲，冬天的時候，有一個深夜，突然在半夢半醒之間，非常匆忙和慌張地被我的母親抱起來，從我臨河的房間放到外婆臨街的房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那年武鬥，我們家臨著水泥廠很高的水泥塔，一些人占據了那個水泥塔亂射，一顆子彈打在了我們家對著河的門側。這就是我的第一記憶。也是我對社會和人生的第一個非常具有實質意義的，也是對未來帶有暗示的一個有文學意義的記憶。
我們說一個作家終其一生在這個百寶箱裏梳理，掏出東西。高爾基說過，一個作家寫到最後一定會回到童年。我自己的童年並非文學時代，而是動亂年代，它的特點是一個孩子該有的都有，不該有的也都有，該有的比如說知識的傳承等等，不該有的比如說是暴力等等。我的讀者經常在我的作品中發現暴力的東西，我經常也在問自己，我的作品有暴力的傾向麼，或者是哪一種偏向？但是我自己分析來分析去，我覺得我還是無愧的。
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小時候，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這個老師恐怕是我們學校學曆、知識、教養最好的老師。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他是教高年級的，當時我還在低年級。但是我記得我上一二年級的時候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的臉是青紫色的，高年級的同學給他設置了一種方法，叫做蠶寶寶上山，用桌子椅子摞起來，逼那個老師像蠶寶寶一樣登上去，最後有幾個學生去抽下麵的桌椅，那個老師從上麵掉下來，臉摔在地上，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臉是青紫的。
這樣的一個記憶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滅的，但是同學們也不用去刻意地去考證那個時代，那是一個暴力的時代，暴力變成了某一種精神食糧，大家都在食用。問題在於，在很多年過去以後，這個時代漸漸離我們遠去的時候，那個社會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階層的暴力，我們今天應該用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去記錄他，我的想法是，我從來不去寫一個暴力為主題的小說，但是，在所有的小說當中，當我要真切地捕捉那個時代的那種有點兒像血腥的鐵腥味兒的時候，我從來不回避。
當然，這不是全部，關於暴力的記憶在我最初的文學記憶中，並不是全部。每一個作家的記憶都是有區別的。作為我個人，我最銘心刻骨的、最強烈的記憶還是和我的生活有關。
作為我來說，寫了這麼長時間，回頭一看，那些所謂的瓶頸啊，寫作的曆程啊，都被風沙所淹沒了。但是你總是記得，你從哪裏出發，你從哪裏開始的。大家都說文學是從幻想開始，我的開始是從一場病。
我九歲的時候得了一場腎炎，腎炎並不奇特，但它引發了一個奇特的並發症，變成了重病，這把我九歲的家稿的一塌糊塗。我記得很清楚，無數個早晨，我去兒童醫院看兩個老中醫。我父親用自行車馱著我，我的很多同學背著書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變得非常悲傷，不僅僅是孤獨，而且還有自卑。
我的家是個工薪階層，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隻能一個人在家。那些一個人在家的日子我記得非常清楚。我九歲開始自己熬藥，用煤爐熬藥，要學習。更多的時候覺得那種寂寥、那種無聊，那種深刻的被拋棄的感覺始終伴隨著我。我的病還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時候我睡在一個竹塌上，我把那個竹塌睡了一個洞。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我尋找到了第一個朋友，不是文學，是文字，我經常說起過這個非常荒誕的開始。
我父親的書都是一些古典小說，是人文社的繁體字版的，我沒辦法看，所以我去尋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文字在哪裏呢？文字第一在牆上，牆上貼著很多報紙，那些字我一個也沒記住，唯一記住的是那個帶著時代特色報紙，叫做蘇州風雲報，現在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