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的家人都在幫我尋找一些打發寂寥的東西，我的姐姐那時候上中學，她經常在一個很小的閱讀圈子裏給我帶來各種各樣的書，那些書都是被沒收的，有些還打著收購站的印章，很多都是沒有封麵的。現在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在書中看到的那些讓我麵紅耳熱的描寫，親吻的描寫，性描寫。我記得有一個叫瑪絲洛娃的女人……很多年以後我上了北師大，有一天我去借了《複活》，一看哎呀，我九歲那年就已經看過了，看過這個瑪絲洛娃。
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下，我受到了文學最初的一種熏陶。我的家人那個時候確實給了我很多溫暖，我的母親文化程度很低，自己是不看書的，她在廠裏辦了一個借書卡，借書給我看。這就是我文學的一個開端。
這樣一個記憶當然不能奠定我的文學夢。我真正熱烈的文學記憶是我上北師大以後。我那時候又一次來北大，聽一個叫張曼琳的雲南女作家，她當時還在校，已經發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張曼琳在北大進行一次競選，競選什麼已經不記得了，我感興趣的是她的競選演說。我和一個同學騎自行車來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時間還是地點搞錯了，結果沒找著，我們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是一個文學的夢幻時代，現在想起來，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那個時代，就連北師大這樣比較保守的學校，一個班都有四五十個學生寫詩，那是一個群體性的文學時代。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寫作。
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作家會像星星一樣，突然閃過，突然又消失。我有一個同學，在人民日報的副刊上發表了散文，他成了我們的一個羨慕、趕超的對象。還有一個同學，在當時的《醜小鴨》雜誌上發表了文章，我也特別羨慕。在這種非常具體的。帶有八十年代特點的競爭情況下，我的寫作變得越來越勤快，越來越固執。我一直覺得，我的文學生涯的開始，是非常倉促、非常踉踉蹌蹌的，不是懷著遠大理想，而是一種追逐身邊人的情緒下開始的，“你們發了我為什麼不能發？”是這樣一種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學，跟寫作的意義是不相幹的。我一直也不否認，我的文學生涯的開端，和很多八十年代的文學青年一樣，其實是追逐文字變成鉛字的那一瞬間的激動和虛榮。事實上從來也沒考慮過今後幾十年會不會寫？如果寫了文學對我意味著什麼？
我的大學時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遺憾的事。說感恩的是，我當時在同學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這個班上，一直都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個集體生活中，我覺得我有某種意義上的逃逸，一種從群體中逃逸的下意識。我剛入校的時候他們還讓我當學習委員，第二年就把我幹掉了，為什麼？他們發現我經常不在狀態，不熱心集體事務。因為那時候我在搞文學啊。我那時候最愛的兩件事，一個是創作，一個是打球。關於創作，我一開始不敢在中文係寫，我怕他們發現，怎麼這個人老不發表，還老寫。我就跑到地理係的教室去寫，可是沒多久我就發現也有兩個中文係的學生在地理係教室裏寫。所以我又跑到體育係去，所以我有很多大學時代的創作別人並沒有看見我在中文係寫，因為我在體育係寫，我的旁邊坐著一堆大個子，我就在旁邊寫，很有一種地下工作的意思。正如我所說的那種看不見的競爭，很多同學很強，你所思考的，所憋著勁所要達成的目標就是發表，對你來說發表就像共產主義一樣遙遠。
我的問題是那時候我一直都有一種小問題，非常孤僻，又愛麵子，老是退稿，一般人可能都不寫了，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一直都沒有放棄的念頭。前麵說過我一直都不熱心集體事務，但是那時候第一次主動跟老師表示自己要負責班級的事務，就是保管我們的信箱。信箱來了我自己打開，什麼東西我自己收起來。
第二個關鍵詞：文學。
到了1983年，我的小說處女作和詩歌處女作在那一年裏一起發表的。這些作品除非有心，一般人是找不到的，因為我從來都不拿出來見人。為什麼呢？所謂物是人非，在十幾年以後，幾十年以後，自己對自己的創作有一個梳理，我覺得我剛開始文學生涯的時候真的是非常幼稚，所以這些作品基本上像銷毀罪證一樣希望把他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