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百年校慶上的演講
易中天
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會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卡爾·馬克思
〇剛剛學會與各國平等交往的“天朝國民”，卻在屈辱中開始了“中國夢”。
有個問題想先問一下：世界上，真有“中國夢”嗎？如果有，什麼時候開始的？恐怕得在鴉片戰爭之後。因為之前國人的心目中，隻有“天下”，沒有“中國”。外國人眼裏的“中國”，在中國人這裏是“天朝”；中國人說的“中國”，則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比如“夏者，中國之人也”（許慎《說文解字》）；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比如“劉備與（孫）權並力，共拒中國”（陳壽《三國誌·魯肅傳》裴鬆之按語）。但無論哪一種，都跟我們現在講的“中國”，不一個意思。顯然，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是國際社會之一員；傳統意義上的“天下”，卻是整個世界。天下的產權是天的，治權則屬於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運，因天的授權而統治天下臣民。這個治權是遍及海內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東方和西方，在理論上都是天子的“王土”；華人和洋人，在理論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既然如此，又哪有什麼中國和外國？也隻有中央與地方、天朝與番邦。番邦，就是“蠻夷之邦”。它的性質屬於“邦國”，地位低於“天朝”。
所以，其使節來華，見了天朝的皇帝，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皇帝說話的口氣，也像對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比如1793年乾隆皇帝給英國國王的文書，便開口就是“谘爾國王，遠在重洋”，以及“具見爾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雲雲。
這些話在今天看來，真是哪跟哪呀！但這就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和“中國觀”。甚至就在1840年，道光皇帝有關中英爭端的上諭中，使用的仍然是“剿”、“撫”之類的字眼，就像當年大宋王朝之對待宋江、方臘。可是這種觀念，1840年以後，就被西方列強的炮火炸得粉碎。《南京條約》規定，以後大清與別國公文來往，應該稱為“照會”。意思很清楚，國與國是平等的，別老用居高臨下的口氣說話，也別老是把我們叫做“蠻夷”和“鬼子”。
這真是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我們中國人，竟然是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學會跟世界各國平等交往的。然而接下來的卻是屈辱。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樣的事不能盡數。但有兩件，卻不能不說，一是甲午戰爭（1895），二是巴黎和會，前者導致了戊戌變法（1898），後者導致了五四運動（1919）。比較而言，巴黎和會給國人的心理刺激，似乎又更大。因為被“蕞爾島夷”（日本）打敗，雖然恥辱，卻畢竟是敗了，不能不含著眼淚簽那《馬關條約》。可這回我們也是“戰勝國”呀！當時，與會國的代表名額分為三個等級：一等國五名，二等國三名，三等國兩名。中國政府幾乎想都沒想，就派出了五人組成的代表團。結果到了會上，才知道我們是“三等國”，隻能派兩名代表，連後來爭到“二等國”待遇的巴西、比利時和塞爾維亞都不如，更不用說還可能要陪上一個山東。這真是奇恥大辱！
沒辦法，弱國無外交。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強。
中國夢，開始了。
〇隻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稱為“強國”，也才能成為“強國”。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夢”，主旋律無疑是“強國”。這幾乎全民的共識。問題是，何為“強大的國家”，我們又怎樣才能“強大”？值得慶幸的是，國人對此有不俗的認識。據秦暉教授《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2010年6月17日《南方周末》），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那些明白人，比如徐繼佘、郭嵩燾、薛福成、譚嗣同等，都幾乎一致認為，所謂“強國”，決不僅僅就是船堅炮利、財大氣粗，更重要的，還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因為隻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稱為“強國”；也隻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成為“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