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無疑堪稱“遠見卓識”。由於這樣的見識，“中國夢”一開始就有了很高的起點。剩下的問題是“怎麼辦”。晚清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是“像西方人那樣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他們認為，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的，以前是中國，現在卻是歐美。為什麼？因為老祖宗創造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理念，在秦漢以後被“敗家子”們丟得精光，卻在西方開花結果，大放異彩。比如虛君共和，不就是“民貴君輕”嗎？競選製度，不就是“選賢與（舉）能”嗎？國會議員，不就是“為民請命”的鄉紳嗎？美國總統華盛頓，不就是“禪讓天下”的堯舜嗎？所以說，“三代”（夏商周）已經不在中國，跑到歐美去了（仍請參看前引秦暉文）。哈，看起來是很像，但經不起推敲。比如郭嵩燾說，英國因為“仁愛兼至”，所以“環海歸心”，就未免“走火入魔”。誰不知道，英國那些海外殖民地，是他們搶來的、霸占的？又比如，他們說西方人彬彬有禮，西方社會井然有序，都是“禮樂教化”的結果，也是“自作多情”。西方人，什麼時候學過周公那一套？再說了，所謂“講禮讓”，人家是“女士優先”，咱們是“領導先走”，一樣嗎？
何況還有不能“對號入座”的。三權分立，相當於什麼呢？三省六部？政黨輪替，相當於什麼呢？改朝換代？還有憲法，又相當於什麼呢？總不能說“四書五經”就是。至於參眾兩院，更是無可類比。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相反，這些人在當時能有那樣的見解，已經非常了不起。他們是中國夢最早的踐行者。我們在致敬的時候，請不要忘記他們！
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反思。我們要問，為什麼這些先行者們，在開始自己“中國夢”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三皇五帝、湯武孔孟？也隻有一個原因──傳統的力量。
馬克思早就說過，任何人都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曆史。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會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晚清的先賢們自然也不例外。實際上，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夢，是有“底色”的。這個“底色”，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因此，我們還要來回顧一下，此前的中國人，又曾經有過怎樣的夢想。
〇大同、小康、治世，是傳統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做的是“天下夢”。天下夢與中國夢，有什麼不同？中國夢，想的是“中國怎麼樣”；天下夢，想的是“人類怎麼樣”。前者是關於“國家”的願景，後者是關於“社會”的理想。
那麼，怎樣的社會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這兩個概念，是儒家的經典《禮記》提出來的，在《禮運》篇。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大同”是“天下為公”，“小康”是“天下為家”。表現為權力的交接，政權的交替，前者是“禪讓”，後者是“世襲”。顯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認為，美國式的共和聯邦製，比君主立憲製好。君憲製當中，英國式的“虛君立憲”，又比日本式的“實君立憲”好。當然，這不是統治者的想法。他們最希望的，是一成不變。萬不得已，才學日本，至少得有個“萬世一係”。總之，晚清時期，是統治者選擇實君，維新派喜歡虛君，革命黨主張共和。因為隻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然而，曆史上的所謂“大同之世”，畢竟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點是“家天下”。這當然比“公天下”差，但也還可對付。至少在後世儒家眼裏，比秦漢到明清好。因為小康時代實行的，是周公創立的製度，包括宗法製、封建製和禮樂製。宗法製是社會製度，封建製是政治製度，禮樂製是文化製度。社會、政治、文化，三位一體。一以貫之的，則是這樣一種政治思想：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這同樣為儒家所推崇。不妨說，在儒家眼裏，大同之世是無憂無慮，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說，實在不行，能回到東周，也不錯（《論語·陽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