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就連這個理想，也都成為泡影。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進入了帝國時代。如果說“大同之世”實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實行的是“王道”，那麼帝國時代實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權，國家專政，君主獨裁。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譚嗣同他們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學”（《仁學》之二十九）。這時，“無憂無慮”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過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錯。
因此帝國時代中國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風調雨順、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誰能幫我們實現這理想？除了老天爺，就是聖君、清官、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錯。兩個都沒有，就隻能寄希望於俠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果連俠客也找不到，便隻能去讀武俠小說。這其實是越來越沒有指望，難怪譚嗣同他們要痛心疾首了。
這就是傳統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大同、小康、治世。它們寄托了理想，也表現出無奈。因為誰都看得出來，這三個夢，是每況愈下，一蟹不如一蟹。但這沒辦法。理想不能實現，就隻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隻能從這“夢境”中走出來。於是，1949年以後，中國人的夢，就有了新的版本。
〇人民公社的夢想在“大同”，原則和構架卻來自墨家。
新版本的主題，仍然是“大同”。實際上，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天下為公”四個字，何曾一日忘懷？隻不過，有一個如何實現的問題，也有一個何時實現的問題。1949年後，中國大陸進入和平而統一的時代，毛澤東就覺得應該“隻爭朝夕”地做起來了。於是便有了“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揮之不去的影子。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這是財富“不必藏於己”（此處及以下引文均見《禮記·禮運》）；社員參加集體生產，這是勞動“不必為己”；辦食堂、學校、敬老院、幼兒園，定“五保戶”，這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社員過著集體生活，自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村與村、社與社之間，當然都“講信修睦”。至於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就連“選賢與（舉）能”，也部分地做到了，盡管隻限於選生產隊長。
人民公社的樣板，是大寨。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大寨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齊嶄嶄；炕上花被窩，囤裏糧冒尖。”農民能過上這樣的日子，當然“夢裏也笑聲甜”。隻不過我有點納悶：這種“銀光閃閃喜氣多”的景象，跟改革開放以後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有什麼兩樣呢？這裏體現的，究竟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也許，小康與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脈相承吧！
因此我猜想，當毛澤東吟誦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或者大筆一揮寫下“人民公社好”時，他眼前浮現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圖景。
然而我們不能說，毛澤東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個“理想社會”。墨家也是向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裏，那是一個“兼愛”而“尚同”的社會。它的分配原則，是自食其力，按勞取酬；它的人事製度，是各盡所能，機會均等；它的人際關係，是相親相愛，互利互助。這，就是“兼愛”。至於組織紀律，則是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領袖）一聲令下，墨者（門徒）“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這，就是“尚同”。所有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