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就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幹部參加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等等，在墨家那裏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飯，草鞋布衣，勞作不止。他的學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腳長滿老繭，肌肉鼓鼓，麵黑如炭，活像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所以我曾半開玩笑地說，墨子恐怕是個“社會主義者”（拙著《我山之石》，廣西師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莊、商韓，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貼近下層人民和弱勢群體。何況秦漢以後，墨家還變成了“地下黨”。農民出身又領導革命的毛澤東，與之產生共鳴，或者心照不宣，一點都不奇怪。
法家那一套，既適用於“強國”，又適用於“階級鬥爭”。
奇怪的是毛澤東自己並不這麼說。他的說法，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會主義加法家路線”。這就又與晚清諸人迥異。他們的主張，可是“孔夫子加華盛頓”，即“資本主義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法家，對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齒。譚嗣同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仁學》之二十九）他還認為，就是這一套，害得我們在世界各國眼裏，變成了“蠻夷”。長此以往，還會變成猿猴、豬狗、蛤蟆、河蚌（《仁學》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麼要得？
譚嗣同的這些話，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何況先秦諸子中，法家可是最現實、最功利、最沒有夢想的。社會主義也好，人民公社也好，與法家何幹呢？是不相幹。但“強國夢”，與法家相幹。
法家是主張強國的，而且能夠強國。當年秦國的崛起，就是證明。實際上法家的那一套，確實管用。它對內有利於鞏固政權，對外有利於國際競爭。這就很能打動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中國夢”，包含著兩個內容──天下為公的“大同夢”，富國強兵的“強國夢”。前者考慮的是社會的命運，後者考慮的是國家的前途。這兩個問題，都是他要考慮的。他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不會隻考慮“中國怎麼樣”。他也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因此又必須考慮“中國怎麼樣”。中國必須怎麼樣？強大。誰能讓我們強大？儒家能嗎？墨家能嗎？道家能嗎？不能。誰能？法家。
何況法家的哲學，還是“鬥爭的哲學”。先秦諸子，墨家講邏輯，其他三家講矛盾。但儒家講矛盾的統一，道家講矛盾的轉化。講鬥爭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講的鬥爭，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很符合毛澤東的思想，也很對他的脾氣。他，可是認為與天、與地、與人鬥，“其樂無窮”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哲學能夠為“階級鬥爭”的綱領服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說，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毛澤東認為，這是“唯物史觀”的精髓，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無論強國，還是大同，都必須搞階級鬥爭。“馬克思”和“秦始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在所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結果，則如眾所周知，強國夢沒有實現，國民經濟反而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同夢也沒有實現，反倒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可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
人民公社破產了，文化革命失敗了。留下的，是一堆問題。雖然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其中的教訓，難道不該反思嗎？
〇一個夢想，各自表述。
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主義。
表麵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兩碼事。但內在的聯係，卻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號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為公，一以貫之的，不就是一個“公”字嗎？
當然也有差別。傳統意義上的“天下為公”，主要講的是權力問題，即“政權乃天下之公器”。毛澤東，卻似乎還要把財產和心靈都“歸公”，都“公有化”。這才有了城裏的“公私合營”，鄉下的“集體所有”；也才有了“文革”當中的鬥私批修，破私立公，靈魂深處鬧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