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馬、恩卻是重視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的。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任何人類曆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在《共產黨宣言》裏，他們更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界定為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主義。
由此可見，取消個人權利，限製個體自由，決非馬克思主義，隻能是法家的主張。法家甚至認為，一個國家，除了君主和官吏，隻能允許兩種人存在，這就是農民和戰士。因為農民可以種田，戰士可以打仗。顯然，在他們眼裏，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麼權利，講什麼自由？
法家不講的，儒家也不在意。據金觀濤先生檢索，民主、共和這些概念，很早就進入了中國；而個人、個性這些概念，則要到五四以後才為國人知曉（請參看秦暉《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顯然，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畢竟，中國文化是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所以，儒墨兩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強國”也好，都不講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法家甚至還要剝奪。
這就隻能讓人苦笑。前麵說過，從晚清的有識之士，到後來的革命黨人，都認為美國的製度最好，英國次之，日本又再次。因為美國的製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過，美國，恰恰最“個人主義”。沒有所謂“個人主義”，就沒有《獨立宣言》，也不會有《聯邦憲法》，更不會有“美利堅合眾國”。個人，是可以忽略的嗎？
幸虧還有道家。道家也講“大同”，但與儒墨兩家有別。儒家的“大同”，是領導海選、權力禪讓的“堯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長領著大家幹活，有意見逐級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卻是不要領導，或形同虛設。人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想幹嘛幹嘛，愛怎麼過就怎麼過。用莊子的話說，就是“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天地》）。看來，同樣是“大同”，道家是“個人主義”的，墨家是“集體主義”的，儒家則是“折衷主義”的（既要統一意誌，又要個人自由）。這可真是“一個夢想，各自表述”。實現“中國夢”，我們並非隻有一種傳統可以借鑒，可以繼承。
隻可惜，道家的這個傳統，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〇大同夢、強國夢與幸福夢
沒有個人，就沒有人民，能夠選擇，敢於選擇，就是成功。
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一個故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社會上流行喇叭褲。某大學校方擔心自己的學生受到“精神汙染”，便在醒目處貼出標語進行規勸：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角嗎？學生們則在標語下麵貼了張紙條：請問什麼褲吹得響？
這事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初，聽說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後，卻有了別樣的意義。因為改革開放頭十年，膽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顯著，以至於全國人民爭相學習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褲的地方。
我們知道，它的名字，叫廣東。作為“天高皇帝遠”的南國省份，廣東曆來就是一個“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個“自作主張”的地方。“鳥語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飲血”的飲食習慣，“花裏胡哨”的奇裝異服，所有這些，都讓“中國之人”把廣東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這“教化不及，政令難達”的地方，在中國近代史上卻有著非凡的表現，一次又一次地“敢為天下先”。這一回，隻不過再次表現出“食頭箸”的精神而已。
這當然不能歸功於喇叭褲，卻應該歸功於廣東對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現在，廣東也仍然是輿論最新銳、環境最寬鬆的地方。這才有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廣東經驗”，有了關注民生、自由言說的“南方視角”。事實證明，尊重公民權利，保護個性自由，不是離“大同”更遠，而是離“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沒有了個體的差異，就不可能有“和諧”，還說什麼“大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