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誌
同學們：
我的母校、北京大學的國家發展研究院邀我來向大家表示祝賀，表示一個校友對畢業生的祝福，這使我感到負擔沉重。因為作為一名作家我習慣了書麵語，我很怕出現語言的傳達問題；而早年的畢業生就好像一個遊子，回到母校，人有一種失語的感覺。所以，為大家編幾句哪怕簡短至極的賀詞，於我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許，我隻能想象自己在代表一種期望——它屬於許許多多的平常人、那些不擁有權力也沒有話語可能的人，他們習慣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給自從五四以來經常是矯正世道的傳奇力量的北京大學。我猜測著他們的期望，我作為他們中的一員，祝賀同學們熬完了冗長的學業、拿到了寶貴的證書、從一所名牌獲得了畢業。我們祝賀大家自今日起，正式推開了社會的沉重大門，迎著風浪、迷茫和鬥爭，走上報效養育自己的父母人民的道路。
我還想說，離開學校後你們將麵臨的一切，並不一定限定在專業的方向、尤其不一定僅僅是經濟範疇內的職業——同學們從今天將直麵和投入的，是一段激烈的分化與重建、富裕與危機的曆史，是一段可能決定中華大國命運於一瞬的曆史。它的內容與蘊含，今日尚不能盡知，唯有在又一個百年之後，才能被人感慨與總結。
所以，大學、哪怕是名牌大學教給你們的知識，不僅遠遠不夠而且麵對如上命題，學科知識隻是杯水車薪。
前幾天在報紙上見過這樣一個題目：“我們的大學還缺點什麼”。這是一個好問題。如果允許我“村言無忌”插嘴作答，我想說：在我們的大學裏（至少文科），那缺的“一點”不是別的，缺少的唯有常識。是的，常識。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聰明大腦裏和我們高校的課程與教材中，缺少的東西可以數出兩樣：真理，以及常識。
在這樣一次喜慶的典禮之上，不宜對這一觀點展開與舉例。唯有一個例子可以一提——那就是五四運動。
九十年前，是我們北京大學的前輩校友，發動了拯救中國的、偉大的五四運動，把中國引入了革命的新紀元。但是，包括五四的先驅在內，我們早期的校友們沒有留意、所以我們也沒有從大學裏讀到、民眾中當然更不會普及如下的常識——五四運動抗議了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但巴黎和會首先是西方陣營慶祝對奧斯曼帝國五百年征戰攻防的勝利的慶功會。由於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中國才最後盡失了屏障。巴黎和會是一次西方陣營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產的分贓會。中國的地位，並非如曆史講義寫的在“戰勝國”的行列裏，而在贓物或獵物的清單中。從一個宏觀的視野看，一切原本清晰：中國報名加入的陣營，本來就以吞噬中國為大計。
對奧斯曼帝國缺乏常識、對阿拉伯世界缺乏常識的現象，延續至今。直至今日，常識的缺乏，導致了目光的短淺；腦袋裏灌滿了西方價值觀的中國人，毫無對同一命運的兄弟的唇亡齒寒的曆史認同感。還可以預計，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人們也不會同意這樣的觀點，即——沿著地中海的哪條陌生防線，乃是中華民族的萬裏長城。
我想表達這樣一種感覺：由於半殖民地和屢戰屢敗的曆史暗示，我們祖國的高等教育，自它呱呱墜地問世近代伊始，就有著殖民地順奴的遺傳、與大中華天朝的“龍內障”——這些潛在的因素，不僅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品質，也造成了中國人對世界的、知識與常識的不足。
可謂淩辱之極的八國聯軍蹂躪之餘的庚子賠款，與中國早期知識分子臨盆分娩之間的關係，是橫行今日的知識分子短視、迷誤、偏見與軟骨現象的一種基因。我們被教授的知識，與其說與中國古典與共產主義，莫若說與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淵源深厚。另一個命題是：在全盤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之外，可怕的弱者歧視，也在知識分子之間形成痼疾，並向人民傳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