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也應該有準則，否則識人就失去了評判標準。
所謂識人準則，是指識人的標準和原則。知人的準則，最主要的有三條，一是“衡德量才”，這可說是知人的標準，因要知其人，必須考察其德才，而以德為其靈魂，重在其實踐。二是出於公心。三是大處著眼。這後兩條是知人必須堅持的原則，因用人者公允無私，則看人多準；而看人大處著眼，即取其人之所長。用人能如此，則天下無廢才、無廢人。
一、看人必看德。
德，主要是指人的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和道德作風。德是通過人們在社會關係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同時也具有職業性和民族性。
一個人德的形成，是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的。一是個性心理品質。在政治觀念、道德觀念還沒有形成的時期，它是影響人的品德和智力發展的主要內在因素。隨著年齡的增長，它同學習、工作相結合，就形成了一定的個性氣質，成為影響人發展的重要素質。二是倫理道德。是指以一定的道德規範處理個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人們進入成熟期逐步形成的。三是政治品質。是指建立在一定世界觀基礎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場。這是人們完全成熟時才形成的，也是比較穩定的。
德的作用是高層次製約著低層次。政治品德是最高層次，它居於首位，對德的其他方麵起著主導的作用。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朝代，不管什麼黨派或政治團體，都是把政治立場、觀點和態度作為德的主要內容。要注意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隻強調政治品質，所謂“大節好，小節自然好”，“大節好，小節無所謂”。另一種傾向是隻講心理素質和一般的社會道德品質，輕視政治表現。一般而言，政治品質、倫理道德、心理素質，這三個方麵具有互相依存、互相影響的內在聯係，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德的整體。我們既要重視政治在德中的首要地位，又要按照三個層次全麵地評價人的才德水平。
當然，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體情況而使用，任其所能所適合做的工作。但是，隻有德才兼備，才能建立良好人緣，發揮眾人的積極性，作出正確的決策，勝利完成其所擔負的任務。
唐太宗雖認為每代都有賢才，但他認為要得到賢才，用人必須慎擇，這樣才能得賢才，不然就會用惡人。任用沒有德行的人，將有害於國於民。這將使國家不能安穩，帶來禍亂。
元朝開國皇帝元世祖用人重才學也重德行，忽必烈向葉李請教治國之道，他陳述古帝王的得失成敗，忽必烈讚許，命他五日一人議事，後任資善大夫、尚書左丞。葉李在宋時不過是一布衣，忽必烈卻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賞識其人忠直敢彈劾誤國欺上的賈似道。而對留夢炎這個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狀元，雖賞識其文才，卻認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級使用。
由此可見，忽必烈用人重才學，也重德行。
二、看人必著眼其心是否至公。
要知人，心要至公。至公，則內不受感情的影響，外不受他人所幹擾，如此則心平而正，量人則準。
人要不受感情的影響，並非易事。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有豐富的感情是其特征之一。感情之於人，對私事是好事，因在家庭裏、朋友間需要感情，有感情就有人情味；但感情如影響到公事，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如因感情用事而任人唯親，古代不少英雄的事業遭到失敗，這便是重要原因之一。有鑒於此，英明之主以天下為己任，以事業為第一，隻要有利於天下和事業，雖仇也用；反之，雖親不用，故能知人得人而得天下。
心公則平。其心如秤，不偏輕重，則能公平衡德量才，實事求是地評估人，為正確識人提供正確的依據。如此就能用得其人，有利於事業。心私則偏。偏心就會顛倒賢佞，以賢為佞，以佞為賢，不可能正確評估人，將為用人提供錯誤的根據，結黨營私者往往如此，故用不得其人，因其有害於事業。
曆史無數事實說明，凡能知人用人者，都因其心至公。
唐朝的唐太宗以至公選才，他打天下時如此，治天下時亦如此。
唐太宗跟古代一般皇帝不同的是，因他有“至公”思想，即“以天下為家”，這個“家”不是說天下是他一家的，而是說這個“家”包括天下的百姓，他和百官的衣食出於百姓，靠百姓供養，剛繼位還未施恩於百姓，所以他必須以至公之心去選賢才，治理好國家，使百姓安居樂業。這就是唐太宗的至公思想，也是他選拔人才的原則。
過去和以後的事實說明，李世民在打天下時功勳卓著，治天下時取得“貞觀之治”，跟他選拔人才不以新舊劃線，而是與他的“唯有才能是任”的用人思想大有關係。如因有來自敵營的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屈突通等驍將的拚死相助，他才能橫行天下，戰勝群雄。他重用原東宮謀臣魏徵，采納其諍諫，對“貞觀之治”起了重要作用。而這些歸降的文臣武將竭智盡力相助，以至成為唐太宗股肱之臣，是因他能以“至公”用人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