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王翱主管吏部不徇私。
王翱掌握全國人事大權，他日夜操心的是如何選擇人才得宜，深恐用錯人。他選拔了官員也保密，這說明他選拔官員是出於公心，不希望得到被選擇者的感恩戴德。本來調回女婿，是舉手之勞的事，雖有夫人求情，他也堅持拒絕。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很值得人事工作者學習，隻有如此，才能杜絕在人事工作中以權謀私的弊端。
要客觀地認識一個人，首先必須摒棄個人的親仇情緒，否則知人識人將有失偏頗。
愛親人，恨仇人，這是一般人的常情。凡愛其人，必將多見其長處，以致誇大之，而往往忽視其短處；凡恨其人，必將多見其短處，以致誇大之，而往往忽視其長處。如將這種愛恨用於知人、用人，必將影響到知人、用人。曆史上不少曾經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正因此而“任人唯親”，不知人，用不得其人，致遭失敗。
古代英明之主，因其舉大事不計恩仇，不論親疏，凡賢才皆用之，故能知人，用得其人成就大業；有的賢臣因其心公而量雅，故能知人，他“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其所舉皆賢才，大有利於國於民。可見，能知人、用人，有公心是關鍵。
“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這千古傳頌的薦賢佳語，是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如此薦賢留下來的。其事跡見《左傳·襄公二年》。
晉國中軍尉祁奚因年老告退，晉悼公問他由誰來接替他的職務，祁奚推薦解狐，而解狐是他的仇人。
推舉仇人解狐，顯然不是為討好解狐，而是祁奚出於公心，認為解狐的才能可以勝任此職。後來由於解狐不能任職，他又推舉自己的兒子，他認為除解狐外，自己的兒子就是合適人選。
但推舉自己兒子是否偏愛親人？推舉屬官的兒子是否偏愛下級？時人沒有這樣的看法，而是讚揚祁奚薦人才“無偏無黨”，這與他不避親仇，客觀知人識人的處世原則有關。
三、看人必須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
清代人申居鄖說：“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則才著；用非其宜，則才晦。”這裏講的“所宜”，就是指的要根據人的長短相抑的規律，正確地反映其本人的長短處。看到人的長處，就能有效地看到短處，其才能會顯得更加突出；若用了人的短處，就會使長處掩蓋，結果其才能就要暗淡消失。因此，春秋時期的管仲指出：“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也就是說明智清醒的識人者懂得識人之長，不計較人之短，這樣辦事才會成功。
事實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長與短都不是絕對的，任何時候都沒有靜止不變的長，也沒有靜止不變的短。在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條件下，長與短都會向自己的對立麵轉化，長的可以變短，短的可以變長。這種長短互換的規律，是長短辯證關係中最容易被人忽視的一部分。
人的長處與短處在一定條件下會發生互換，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就是說人的勇敢與怯懦兩種長短性格、強大與弱小兩種長短力量，都是會因形勢的不同而變化的。
長短互換的規律使我們認識到，任何時候對任何一個人都不要僵化地看待，不要靜止地看待一個人的長處和短處，要積極地創造使短處變長處的條件，同時也要防止長處變短處的情況發生。
誰違背了長短互換的識人規律，誰就會在知人識人中以失敗告終，自然也就無法成就事業。
神機妙算的諸葛亮就曾經在這一點上因“慮事不周”而造成“用人不當”。
公元228年，諸葛亮為北伐曹魏，親率軍隊向祁山方向出擊，魏國派大將張邰領兵迎戰，與諸葛亮派去守街亭的前鋒馬謖相遇。馬謖自以為熟讀兵書，不按諸葛亮的部署，也不理睬副將王平的勸阻，棄城不守，舍水上山。結果被張邰包圍，切斷水源，不戰自亂。張邰乘機進攻，大敗蜀軍。
馬謖逃走，失去街亭。這一敗仗使諸葛亮失掉了北伐進攻據點和有利形勢，隻得收兵回到漢中，後來雖然按軍令狀處斬了馬謖，但教訓十分慘痛。
諸葛亮錯用馬謖，問題就出在對馬謖這個人的長處短處會發生互換沒有料到，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的失算。馬謖自幼喜讀兵書，有主見，談起軍事理論滔滔不絕，這是他的長處。這種長處用在當參謀能發揮優勢，所以在街亭之役以前，諸葛亮曾成功地采納他所獻的反間計，使曹魏一度棄司馬懿不用。但是，環境變了，條件變了，他的長處卻變成了招致失敗的短處。馬謖從參謀位置變到主將之後，因讀兵書多而看不起有實戰經驗的王平，因迷信軍事理論就擅自更改諸葛亮的戰役部署，因自恃主見就驕傲自滿，聽不進旁人的不同意見，結果一意孤行，落了個兵敗身亡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