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崗唔怕崗子長，路上遇到有情郎，
同郎行路當坐轎，言語落肚甜過糖。
男：大嫂前情有也無？有了前情莫戀哥，
一男隻有配一女，兩男一女事頭多。
女：阿哥前情有也無？妹有前情樣奈何，
隻有一針穿一線，一針雙錢結頭多。
女：六月十五割早禾，郎馱穀鬥妹挑蘿，
總要兩人情意好，叫我情郎不要討老婆。
男：八月十五割大冬，郎馱穀鬥妹挑籠，
總要兩人情意好，叫我老妹不要嫁老公。
土樓文化：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的世界
數百年來，閩西南土樓默默無聞地“養在深山人不識”，突然間，全世界的鎂光燈似乎一下子都打在它的上麵，獵奇者有之，欣賞者有之，保護者有之，但更多的是誤解者。
土樓的牆麵上落著曆史的灰土，更是蒙著世人一層厚厚的誤解。
某種事物一鳴驚人，眾說難免紛紜，但是令人費解的是有些說法明顯謬誤，甚至缺乏常識，卻是流傳甚廣，以訛傳訛。具體到閩西南土樓，許多錯誤的認識令人感到不可思議，這大多是由某些專家學者傳布給廣大遊客的，比如土樓發源於唐代閩南兵寨、建造土樓完全是為了防禦、土樓能建得如此龐大是因為皇帝恩賜等等。
土樓斑駁的牆麵是自然力量留下的痕跡，不必抹平，而人為籠罩在土樓上麵的迷霧卻是應該拂去了，還給人們一個真實的、本色的土樓。
客家南遷史，實際上也是一部漢族南遷史。根據羅香林教授的考證與分析，主要有五次南遷高潮：第一次（317—879年），起於西晉永嘉年間，不過這一時期移民到閩西南山區，為數尚少；第二次（880—1126），起於唐末黃巢事變，這一時期大量中原家族湧入閩贛邊界，以寧化石壁為中心的山地，為中原移民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寧的環境，石壁成為客家的祖地；第三次（1127—1644），起於北宋末期金人入侵，後又有蒙古族入主中原，閩贛邊區的客家人口猛增，其中部分遷入廣東和閩南的漳泉等地；第四次（1645—1867），起於明末清兵南進，客家早期開發地區人口膨脹，不斷向四周遷徙；第五次（1867—民國初年），太平天國失敗後，廣東客家向雷州半島、海南島遷移，或遠徙海外。
中原漢族南遷主要以家族血緣群體為單位，整個過程是持續不斷的，遷移地域漸次推移，客家文化正是在這遷移之中和定居之後，逐漸醞釀、形成和發展起來。
作為客家文化的結晶，土樓並非橫空出世，它的出現首先必須具備幾個條件：強大的家族凝聚力、相對安寧的生活環境、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
從烽火連天的中原南遷定居之後，客家先民擁有了一片寧靜的天空。經過幾代人的繁衍和拓展，客家人口迅猛增長，也積累了不少財物。隻有在這時候，他們才有可能考慮，如何以血緣聚居的模式建造一座巨宅？
客家來自中原。客家土樓的造型藝術和夯土技術，無疑也是來源於中原。在西安半坡村和臨潼薑家寨等原始氏族社會的遺址上，可以發現土樓造型藝術的原始形式，在黃河中下遊龍山文化父係氏族公社時期的遺址上，也有大量的圓形與方形的建築。隨著私有製的形成和家族的壯大，開始形成一種“製如明堂”的建築，明堂是中國傳統民居“四架三間”造型的源頭，而五鳳樓的基本構成，正是“四架三間”。夯土技術何時在中國出現，尚難定論，但是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古文化遺址，已經可以看到夯土台實物。商朝的夯土技術相當發達，奴隸主的宮室、陵墓和城牆，台基都是夯土而成的，曆代的築城、築堤壩和建房，都廣泛使用夯土，到了北宋，夯土技術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在當時最權威的建築工程技術專著《營造法式》和《築城法式》裏，都對夯土技術做了記述。自明朝以來，夯土而成的民居，在全國各地普遍出現，土樓隻不過是其中把夯土技術推向登峰造極的一種民居。
當然，土樓的造型藝術和夯土技術在傳承的過程中，發生了變異，這也是每一種文化傳播必然遇到的正常現象，人類學家認為，“文化的變異是一種適應性變化，並且是通過世襲遺傳的基礎進行的。”客家人在閩西南山區建造土樓，正是適應了當地的自然地理特點。
土樓牆厚樓高，十分堅固，具有良好的防衛功能，於是不少人便想當然地以為，建造土樓完全是為了防衛的需要。固然土樓有著較強的防禦功能，但事實上，土樓最早在閩西南山區出現，不是因為此地盜匪橫行，恰恰相反，和閩南沿海地區相比，閩西南山區的社會環境較為安寧，人們安居樂業，才能逐漸積累財物，用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夯起耗資巨大的土樓。閩南沿海地區一直是海盜重災區，明末清初以來更是戰爭不斷，鄭成功在此和清軍進行持久戰，無數村莊毀於兵火，老百姓流離失所，大量遷往台灣和東南亞。從明永樂初年到清嘉慶年間，在這漫長的四百年裏，閩南沿海地區每三四年就出現一次普遍的自然災害，不是水災就是旱災，導致百姓要麼顆粒無收要麼無法耕種。與之相比，閩西南山區的山高水長環境和山田農業模式，便顯示出了極大的優越性。如果說到防禦的需要，那麼閩南沿海地區的百姓無疑最需要建造土樓來保護自己，但實際上，他們已無暇自保難於生存，如何能夠建成巨大的土樓呢？這一地區的土樓大多是清康熙末年之後建造的，而且大多為客家人或客家人後裔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