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期間，嚴複在給光緒的上書中說：“近歲以來，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甚且謂中國若長此終古，不複改圖，將土地有分裂之憂，臣民有奴虜之患，民情如是，天意可知矣。.haoshＵＤＵ。”1此話多少有點為動“聖聽”的渲染和誇張，但確實也道出了甲午之後中國政壇上的某種政治情景。說“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可能不太準確，但至少言變的聲音要大大多於說不變的語論。無論立場的進步與落後，開明與保守，有甲午慘敗的事實在眼前，不管怎樣，誰也說不出現狀不錯的自我安慰。隻要有心幹政，就總會覺得中國是需改變點什麼了。那些冬烘、頑愚的人們雖不樂意改變現狀，但迫於亡國的壓力，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求變呼聲麵前，也不便於直截了當地出麵唱反調，所以，在這段時間裏，各式各樣的求變呼聲才是社會輿論（至少是士人輿論）的主基調。
皇帝的變化是最顯眼的，在損師喪地，國運大衰的政治前景下，帝室神秘的麵紗再也罩不住那高高在上而又焦慮無助的心靈。熟讀書史的年輕皇帝，眼睜睜看著前代一個個亡國之君的下場似乎就要重演，一直生活在超級“女強人”陰影之下的懦弱皇帝，突然之間，愛新覺羅家族不甘無所作為的基因開始起作用，“乖孩子”有點不聽話了，他要自己做點事情，以改變清朝，改變中國，也改變他自己。在光緒幾次向西太後傳遞了不願做亡國之君的信息後，也在看馮桂芬《校芬廬抗議》的西太後終於答應放權。得到口頭授權的光緒帝一麵如饑似渴地纏著懂西學的大臣問東問西，拚命地要求總理衙門將他所知道的可憐的西學、“東學”的書籍送進宮來。一麵向臣下放出銳意變法的空氣。“自日一戰而後，中國割地賠款，蒙莫大之恥厚。光緒帝方如夢之初覺，慨然以發憤自強為己任。故中日戰前與戰後之光緒帝不啻判若二人也。”2多次出過洋的張蔭桓，屢受召見，張向有“曉然歐美富強之機”的名聲，“每為皇上講述，上喜聞之”。3時任總理衙章京的張元濟回憶說：“光緒喜歡看新書，常常寫條子到總理衙門要書，這件事都由我經手辦理。那時候黃遵憲做了一部日本國誌，光緒指名要這部書看，也是由我取來送進去的。”4
在《馬關條約》換約當天，光緒首先在張之洞要求再戰的奏折上發出了希望革故鼎新的信號，他沉痛地批道：“嗣後我君臣上下，唯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毋生懈誌，毋騖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內外諸臣有厚望焉。”5接著，又部分地采納胡燏棻、康有為等人的意見，發布施行修鐵路、鑄鈔幣、開礦產、立學堂等十四項新政的上諭，要求各省“悉心籌劃，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之內，分晰複奏”。6
光緒的變化顯然非同小可，自道光以來，幾代君主麵對外部世界強大的壓力，雖然沒有一位自甘沉淪，但也沒有一位能像光緒那樣悉力鑽究西學，講求新法，光緒皇帝堪稱是滿清曆代帝王中最懂西學的，而且還是自覺自願地接受近代原則並按此原則生活的皇帝。張元濟的回憶曾提到這樣的一件事：“甲午戰爭後，中國承認朝鮮獨立，我們放一個公使到朝鮮去，國書由總理衙起草。國書的稿子將大清國大皇帝高一格寫，朝鮮國王低一格寫，光緒用朱筆批在旁邊，說我們已承認朝鮮獨立，不應當低一格寫，斥責總理衙門大臣思想腐敗。”7一次當翁同龢與光緒談及外國人入覲禮儀時，光緒認為可以不按中國傳統，其車馬可允其入禁門。結果翁倒是有點躊躇，說是“不侍請而先予，恐非禮也”。8梁啟超、譚嗣同，還包括康有為都不是皇權主義者，譚嗣同甚至對皇權十分反感。但都被光緒的人格，嚴格說來是被光緒由舊轉新的轉變所感動，結果成為光緒堅定的擁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