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滿朝文武和地方督撫。這段時間，大臣們上書表達對時局看法的很多，程度不同地要求朝廷革弊更新。有像張之洞、胡燏棻、陳熾這樣直接要求變法自強的，雖然內容上隻是洋務運動的擴展。還有些隻表示要某幾個方麵革新更張的，像榮祿之於兵備和武學考試，嚴修要求開經濟特科，信恪請開礦務等等。連公認的頑固派徐桐，也有一折要求“興利裁費”。對光緒那十四項新政的上諭，各省督撫的複奏雖然根據各省情況沒有人同意全部鋪開，但執根本反對意見人卻也一個沒有。其他的京官，像張元濟、汪大燮、夏曾佑等人議政於陶然亭者有之，平居扼腕歎惜者亦有之。當康有為也變成京官之後，空氣更為高漲，羅振玉回憶說，自康有為入都之後，“遂如春雷之啟蟄，海上誌士，歡聲雷動，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藥”。9
再看在野士紳。湖南的名紳王先謙、葉德輝等人，幾乎是人人公認的頑固派，但此時對於在湖南興辦洋務，都是支持的，對於興辦輪船公司，還投股參加。王先謙稱《時務報》“為目前不可不看之報”，特意購之發給嶽麓書院諸生看。10湖南辦時務學堂並聘梁啟超當總教司，長沙士紳大多舉手讚成，王先謙尤其熱情，“亦稱美焉”。梁啟超初至之時，學堂公宴，王先謙“並謂須特加熱鬧，議於曾忠襄祠，張宴唱戲，並請各紳以陪之”。11浙江著名學者孫治讓以公車上書“浙人無與者，竊以為吾鄉之大厚”。12並願與“中土誌士力持保種保教之念，即無所建樹，亦冀以精神願力鼓動以脫浪，以力挽氣運”。13關中大儒劉光，“以講學之儒而治洋務”，14改圖求新，孜孜不倦。而像前麵提到的張宗祥、蔣方震這樣的千方百計求新知的下層士人，一時間不知凡幾，變化比較快，態度也比較積極的大多為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