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的到來，兩個同時在學習西方的東方大國的較量，學 得好的優等生，以大比分戰勝了中等生。戰勝的日本，不僅掠取了二億 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兩塊中國的領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並中國的野心。當然，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東方崛起一個吞掉了中國，變得如此 龐大的新日本，它們遏製日本的辦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國。所以，甲 午之後，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邊疆危機，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 租港口，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已經跟西方打了將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國， 第一次這樣明晰地麵臨被瓜分豆剖的危險。
這種時候，中國的整個中上層，不管政治態度如何，有沒有政治態 度，都知道變革不可避免，不變則沒有出路。但是，即使在這樣嚴峻的 情形下，中國不想變革的人依舊人數眾多，一些內地的士人和官僚，尤 其是滿人階層，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點的變化。對他們來說， 變革就意味著失去，而他們特別懼怕失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任何迎 接挑戰的意誌和能力。此時的守舊，是完全意義上的因循守舊，害怕改 變往昔的生活軌道，置國家民族的未來於不顧。隻是，在嚴峻的國難危 機麵前，他們已經徹底失語，連劉錫鴻那種陳詞濫調，也已經說不出口了。 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努力，對於朝廷發動的戊戌變法，從公開的反對， 轉為暗中的權術杯葛，私底下的竊竊私語。然而，這樣的杯葛和私語， 恰好趕上變法期間獨特的帝後二元權力結構，擔心因改革而失去權力的 西太後，在權欲的驅使下，變成了頑固派的“首領”，在變法一百天後， 尋了一個借口，以完全沒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變之後，保守勢力為西太後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維持政 權的法寶，居然隻是所謂的“民氣可用”，而所謂民氣可用的民粹訴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法術。即使是刀槍不入的法術， 最終能讓西太後相信，也是義和團與頑固派合作的陰謀。因為他們講不 出道理，隻有靠欺詐和權術。而義和團恰好被頑固勢力所利用，充當了 他們抗阻變革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由於有當時最有權勢的西太 後的加持，於是變成了一場徹底滅洋的瘋狂反撲，中國的頑固勢力，妄 圖借助一種莫須有的民間巫術，徹底消解他們對於變革的憂慮。
不願變革者的最後瘋狂，帶來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巨大災難。災難過 後，改革話語舊話重提，但革命話語也隨之而起。雖然說，孫中山以推 翻清朝為宗旨的興中會，號稱在 1894 年就已經在海外成立，但這個革命 的小組織，真正進入國人視線，還是在庚子以後。庚子以後，在慘痛的 教訓下，朝廷開始接受改革話語，重新開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後，並不意味著頑固保守勢力就不存在了。在改 革過程中，懷疑、裹亂、破壞都存在。最初科舉改革的經濟特科考試， 就是頑固派利用西太後對康梁的敵視，製造流言給毀了。在開放報禁的 過程中，也有過蘇報案和杖斃沈藎事件的反複。甚至在軍事改革中，也 有地方督撫對於新軍的歧視。隻是，這些反改革的舉措，往往都是在朝 廷安全的這個角度中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有了日益增 強的革命話語，而且改革話語也出現了歧義。由於西太後個人的原因， 盡管她讚成改革，重啟戊戌的話題，但卻固執地不肯給康有為和梁啟超 平反。所以，改革話語也因此分成海外激進主張和國內親政府的緩進主張，而且隨著時局的演進，激進主張越來越有市場。應該說，在這一時期， 政府由於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語的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尤其是 在宣布實行預備立憲，著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之後，政府得到了朝野知 識界的廣泛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黨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脅，甚至一度力 圖全力狙擊清廷的立憲，吳樾刺殺出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就是這種狙 擊的表現。
然而，好景不長，革命黨人的暗示和起義，雖然沒能撼動清朝統治， 但革命黨的宣傳，刻意強調清朝政府的異族身份，提醒人們，滿人當年 在征服中原時犯有殺戮漢人的原罪。這樣的宣傳，不僅對部分知識人起 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響到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同時， 隨著立憲的推進、選舉的舉行，以及報禁開放之後，都市人口民智程度 的提高，紳權和民權意識都在勃發中。積極參與改革的紳商和士紳，實 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各種商會、學會和農會之類的社會團體，各地的 自治組織，以及開放的媒體，使得他們的發言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到 了谘議局和資政院的成立，他們的意願表達，有了體製內的正式平台。 無論在社會組織、媒體還是在準議會的平台上，同樣的改革話語，運用 的嫻熟程度，政府永遠都不及民間的精英。也就是說，隨著政治改革的 進行，滿人特權勢必日益減少，這對於已經習慣了過優越和悠閑日子的 滿人統治階層來說，當然不是福音。
當時的滿人統治者麵對挑戰，卻選擇了錯誤的應對。尤其是在1908年之後，成熟的當家人西太後和光緒皇帝相繼死去，接任者少不經事， 這些少年權貴，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也感到了自身特權喪失的危險。 但是，他們不是通過加快改革進程，放棄自身的中世紀特權來增加自己 的合法性，或者說用正麵回應改革的方式給自己積累福蔭，而是采取大 幅度收回權力和資源的方式，確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權、兵權和財權， 都抓到自己手裏。一方麵把權力和資源收歸滿人，也就是收歸滿人權貴， 一方麵把權力和資源收歸中央政府，力圖用蠻力，一舉打破自太平天國 以來，中國權力結構內（中央）輕外（地方）重、滿輕漢重的格局。這 樣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內閣出台，達到了頂點。這樣的舉措，不僅逆 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 方實力派和立憲派紳商和士紳，讓自己喪失了改革的話語權，淪為當時 最有實力的紳商和士紳的敵人。這個時候，原本並不彰顯的革命話語， 就發出了強音，當立憲派也倒向革命的時候，清朝就壽終正寢了。
其實，近代中國的命運，自從西方列強開始叩門之際，就已經確定了。 隻要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形成，亞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運也已經定 了——或遲或早都會被拖入它們的體係，或者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者 變成它們的小夥計。由於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對發達的政府，對於 以商立國的西方列強而言，將中國拉入自己的體係，比征服之使之變成 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 中國的戰爭，看起來就是讓中國進一步對它們開放，並跟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雖然中國也有自己的世界體係、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國的 天下敵不過人家的世界，我們隻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們的世界。在這種 情形下，所有的東方國家，自強的唯一途徑，就是麵對現實，學習西方， 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尋求自新自強之路。中國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 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這些國家中，隻有日本通過自身的 變法維新，讓改革話語最終成為政府的主流話語，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學 習西方的改革，一躍成為東方強國。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完全掌 控改革的話語權，一會兒失語，一會兒說話，始終在進步還是保守，改 革還是因循之間徘徊，最終導致舊政權的更迭、社會的動蕩，遲遲不能 完成自身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在今天看來，是遲早都要完成的，甲統 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麵對，乙不行，丙還得接著麵對。拖得越久，付出 的代價就越大。不管誰來統治，隻要意圖保守、意圖向後轉，就注定失語。 一旦失語，統治行為就必然變形，處處被動挨打，在國際上如是，在國 內也如是。最終，會連自己本來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都喪失殆盡，敗得 非常難看。
鏢局的時代之困
好些行業，隨著時代的變化後，會逐步消失，但由於本身的色彩， 卻留在了傳說和裏，讓人說個沒完。鏢局行，就是其中的一個。
幹鏢局，人們很容易想起走鏢押運這回事，武俠裏每每提到， 幾個鏢師，押著一行手推的獨輪鏢車，一路上喊著“和吾”的號子，碰 上劫鏢的強人，說茬了，兩下一通亂打。一般都是鏢師敗績，然後冒出 來一個抱打不平的，救了鏢師，保住了鏢，然後展開後麵的故事。其實， 當年的鏢局行，不僅僅是押運金錢和貴重物品，看家護院，給當官的和 有錢人當保鏢也是他們的業務之一。有的官員上任或者卸任回家，都得 到鏢局雇人保護。有的地方，連賭場和妓院，也會請鏢局的人看場子。
當然，鏢局給人印象最深的買賣，還是走鏢。走鏢最怕的是失鏢，被人劫了。所以，所雇的鏢師固然有兩把刷子，但關鍵還是要跟黑道搞 好關係。鏢局跟盜賊一樣，是吃江湖飯的，用他們的行話，是吃朋友飯的。 朋友是哪個？盜賊，或者說綠林好漢。沒有了盜賊，誰還雇保鏢呢？話 這樣說，也有道理。從表麵上看，護鏢的跟攔路搶劫或者偷盜的是對頭， 鏢師的功夫就是用來對付盜賊的。但走鏢的人，如果次次都需要跟人硬 拚死打，不惟死傷慘重，而且鏢也未必能護得住，這碗飯就甭吃了。所以， 幹鏢局的老板，必須得跟黑道拉上關係。無論是偷的，還是劫道搶人的， 都得有聯係。好在，那個年月，黑道也有道，東南西北，不管來頭如何， 未必有當家的大瓢把子，但大股小股的，彼此都有組織聯係。找對了人， 拉上關係，背熟了黑話，就算找到組織了。走鏢的時候，如果碰上劫道 的綠林中人，一般都會在道上放一個標誌，鏢師們一見就明白了。然後 兩下搭話，黑話一通，互相稱兄道弟，走鏢的人，有一個意思必須表達 清楚，就是他們是吃道上弟兄賞的飯。一般來說，隻要黑話係統一致， 對答又沒有什麼大問題，都會和平通過的。真要開打，那是碰上了不在“組 織”不講規矩的空子。據走過鏢的鏢師講，這樣的事，一百回都未必碰 上一次。
反過來，如果江湖上的盜賊想進城耍耍，城裏的鏢局也得照顧，管 吃管住，還得防著別讓官府把賊給拿了。住在鏢局的賊頭真要是讓官府 拿了，那麼以後這鏢局就不要走鏢了。當然，賊進城，是耍耍的，不是 來作案的，所以官府裏做公的也樂得放一馬。即使不放，也不行，因為鏢局一般都有靠山，朝裏有人。即使北京城裏的五城公所、九門提督， 也不能隨便壞了規矩，拿鏢局裏的“客人”。
幹鏢局行，就是吃黑白兩道，兩道都得有人，有人就暢通無阻。但是， 這行在晚清卻遭遇了另外的難題。首先是洋槍，尤其是後膛的快槍出現 之後，讓鏢局遇到了新問題。以前，講不通可以打，刀槍劍戟，斧鉞鉤 叉都沒話說，但對方如果有快槍，一聲槍響，這邊就不行了，再好的身手， 都是白給。綠林好漢還好說，都是道上的弟兄，碰上專門跟鏢局作對的 雜嘎子，就麻煩。所以，鏢局很快適應時代，也開始練槍，鏢師們人手 一支短家夥。好的鏢師，不再單單武藝高強，槍法還得好。但是到了鬧 義和團的時候，洋槍卻成了麻煩。當時，北方的城市滿大街都是義和團， 人家人多勢眾，說了算。人人都知道，義和團不喜歡洋玩意，洋槍除外， 但可有一條，隻許他們用，不許別人有。鏢師們走鏢，又不能不帶，帶 上了，不碰上義和團還好，碰上了，弄不好就要檢查，查出來洋槍，輕 則搜走沒收，重則給你上黃表，判定你是好人壞人，黃表燒了，如果灰 不往上飄，你的麻煩就大了。就算不殺你，單單搜走槍支，這個鏢也沒 法走了。
現代化對鏢局的另一種衝擊，是輪船和火車。隨著這兩種交通工具 越來越發達，銀行、錢莊和商家的銀兩，不再用笨辦法——勞駕鏢局的 獨輪車了，而是走輪船和火車，又快又保險，運的量還大。劫火車的匪 徒，在晚清還沒問世。再到了後來，連官府和官員的銀子，也走了現代化的捷徑。不僅鏢局沒有了傳統的用武之地，連票號也沒了生意。於是， 進入民國之後，鏢局就基本上歇了。
當年的西醫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傳教，西醫是最好的敲門磚，隻有在中國例外，因 為中國自己有醫生。而且中國的醫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當職業。好 些儒者也深通醫術，讀聖賢之書，做朝廷的命官，順便給人抓方看病， 也是常有的事。當然，隻讀了湯頭歌就敢給人看病的庸醫，也從來都有。 不管怎麼說，古代的中國不缺醫生。所以，當年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 們進入中國，選擇的是做西儒，以讀書人的身份進來，用儒學的語言， 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鏡，來打動中國的士大夫。不用說，這種 做法，一時間很是奏效。
不過，到了清代，由於羅馬教廷的頑固態度，中西之間的禮儀之爭， 使得這種“西儒”傳教法風光不再。再次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還隻能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老法子，以醫行教。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大多 是醫生。不管有多少人隻信中醫而不信西醫，但是，傳教士們卻隻能固 執自己的醫術，像薑太公一樣，等著患者上門。
好在，再次來到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們，已經由他們的政府打開了中 國的政治大門，不用過分擔心被中國人以武力驅逐。西醫的敲門磚不夠 合適，但一時半會兒，也隻有這個能用。等到傳教士們再度想起利瑪竇 的高招，已經是 19 世紀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們也堅決不 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樂知這些人，再度跟中國的士 大夫交朋友，成了維新誌士的啟蒙老師。
不管怎麼說，傳教士醫生的出現，都意味著中國冒出來一些不一樣 的醫生。隻要有這樣的醫生存在，無論敵意有多深，不管門庭多麼的冷 落，總難免會有一些中醫或者巫醫都醫不好的病人家屬，抱著死馬當活 馬醫的態度，把病人送上門來。醫治這樣的病人，風險很大，獲得名聲 的機會也大。19 世紀的時候，西方的醫藥界好些藥物還沒有問世，風靡 20 世紀的抗生素當時連影兒都還沒有，西醫的看家本事不過是外科手術。 盡管條件有限，當年的傳教士醫生在中國做的無非是些小手術，這樣的 手術依然使得他們贏得了兩方麵截然相反的名聲。道理很簡單，雖然當 年送到傳教士醫生麵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術的結果， 依然隻能是兩個結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們就成了可以起 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醫，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個士紳，那麼整個一個宗族或者村莊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個雙腳畸形的 男童，被西醫用石膏固定得以矯正，一個身患白內障的士紳被當眾撥開 白翳，睜開眼睛看見東西之後，傳教士醫生的聲名馬上就會傳遍附近的 城鄉，為教會帶來眾多的信徒。由於中醫在外科手術方麵，實際上是缺 門，有的中醫治療槍傷，非但不會把子彈開刀取出來，而且還澆上水銀， 希望水銀把子彈自動化掉。所以，西醫這方麵的優勢，就顯得格外突出。 當年中國人的體質，也很令這些洋醫生震驚，如此簡陋的設備、簡單的 消毒，手術完了之後，居然恢複得相當快。為凸顯手術的效果，一個來 自英格蘭的傳教士醫生回憶說，他們在奉天行醫的時候，碰到比較有把 握的手術，甚至公開在大庭廣眾中做，以擴大宣傳。但是，再好的醫生， 做手術總難免有失敗的，更何況當年的手術條件那麼惡劣。一旦這種動 刀子割肉的手術失敗，由此帶來的惡果也是相當可怕的。當年遍布中國 城鄉的種種關於傳教士的傳聞，什麼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藥之類，都跟 傳教士醫生的失敗的手術不無關係。當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這種謠 傳有關，好些傳教士醫生也因此而喪了性命。在中國，凡是攤上動蕩歲月， 亂民打砸西醫的醫院，也是經常會發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西醫救治 的人中間有能人，這種事情就會被避免。1910 年長沙搶米事件中，一個 美國醫生的醫院，就因為曾經救治過一個著名的幫會老大（幫他取出了 腿上的子彈），而得以幸免。
當年的西醫，就是在起死回生和挖心剖肝的兩麵傳聞中在中國生存著。在不同的中國人眼裏，他們或者是天神（不是天使），或者是惡魔。 相對而言，惡事的傳播效果要更大些，所以，隻有在政府在開明的知識 分子帶動下，逐漸接受西化，對西方采取完全開放態度之後，他們的命 運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轉機，否則，好些西醫就隻能以傳教士的身份生活， 靠教會的資助，像孫中山這種接受西醫教育的中國人西醫，在中國的土 地上，連吃飯都成問題。但是，沒有過多久，隨著晚清到民國的政府持 續西化，到了民國的國民黨統治初期，一些中國人的西醫，居然可以策 動起一場廢止中醫的運動，由政府出麵，全麵打壓中醫。到了今天，人 們開始把西醫治不好的病人，送給中醫來治了。風水輪流轉，當年西醫 的困境，落到了中醫頭上。
教案的賠償
自打 1844 年中法《黃埔條約》允許西方的教會大規模進入中國（嚴 格地說，應該是重返中國），中西之間有關傳教的糾紛就沒有斷過。 1864 年，隨著被視為洋教產物的太平天國的失敗，這樣的糾紛進入了一 個高峰期。這樣的糾紛當時被稱為“教案”，大的教案往往伴隨著房屋 的焚毀和人命的損失。有的教案，往往會牽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弄不 好就刀兵相見。
體現在教案上的衝突，當然有文化意義上的。理念的差異和習俗的 衝突，落實在一些具體的事務上，體現為權力和權益的爭奪，沒準就會 釀成事端。但更多的往往是兩種群體的紛爭，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兩下 互相看不上。加上清政府不樂意西方教會進來，在麵上又擋不住，每每希望士紳和民眾自己起來替他們抵擋，用民間的力量拒西方勢力於國門 之外，在教案處理上胡亂斷案，有意挑唆士紳民眾和西方教會之間的關 係，增加他們之間的敵意。結果使得教案衝突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激烈， 直到釀成義和團運動這樣席卷了大半個中國的事件。當然，有些教案， 原本就是社會上的匪類，借著民眾對教會的敵意，趁機打劫作亂，屬於 普通的刑事案件。
不管哪種教案，隻要出了事，就得解決。當地的官府倒是喜歡葫蘆 僧亂斷葫蘆案，但教會背後有西方國家的支持，怎麼可能善罷甘休？尤 其是法國，當年是天主教的護教國，凡是天主教出事他們都管，也樂意管。 看那段的教務教案檔案，總能見到法國人的身影。各地的領事跟中國地 方官咆哮，法國公使跟中國總理衙門的大臣咆哮。伴隨著咆哮，法國的 炮艦隨機出動，到了案發地點，隻要卸下炮衣，擺好開炮的架勢，中國 方麵一般都會屈服的。
對於教案，以往中國這邊的研究，似乎都是教會方麵無理，一邊倒 地相信當時的民間說法，不管這種說法多麼荒唐。反過來，現在的研究 又一邊倒地倒了過來，似乎所有的教案都是打教鬧教者的無理取鬧。其 實，至少有關經濟糾紛和文化衝突的案件，民方未必完全沒有道理，雙 方即使因為誤會發生衝突，教會方麵也要負些責任。但是，畢竟打和鬧 的是反教會的民眾一方，所以，但凡發生了教案，最終的處理民方必定 損失慘重，出了人命還得償命，至於賠款幾乎是必然的。雖然當時都由官府支付，最終出事的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