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凡是紅杏出牆的女子，多半有幾分姿色，如果再媚一點， 那麼概率就更高。大戶人家的女子，出牆的概率低一點，倒不是因為她 們受的教育好，關鍵是門禁太嚴，管的人太多，機會倒不多。小家碧玉 和小戶人家的媳婦，跟男人見麵的機會要多很多，所以出牆的概率自然 高一些。江南地區的女人能幹，出來做事的機會多，自家的男人相對也 沒有那麼神氣，所以風氣在道學家看來也就淫一點，這樣的事也就更多。
不過，在那個時代，女子出牆，由於女子主動的倒也不是沒有，但 主要還是出於男子的勾引。幾乎沒有男子希望自家婦人不安於室的，但卻個個希望能有機會勾到人家的漂亮媳婦。即使好朋友之間，看到對方 媳婦漂亮，有機會奉送一頂綠帽子，好些人也是會做的。隻是，事情敗 露之後，那些有點頭臉的人物吃了虧之後，往往有兩個選擇：一是自己 殺了奸夫；二是逼自己的媳婦自殺，借以保全自己的麵子。隻是在現實中， 基於現實的考慮，人們的兩種選擇往往做做樣子就了賬了，未必能真的 操練到底。有篇清人的筆記告訴我們，清代的一個衙役，漂亮的妻子跟 自己的同僚偷情，被他發現，迫於外界的壓力，他逼妻子自殺。妻子說， 那讓我打扮一下再死好嗎？他答應了，妻子進裏屋打扮了良久，出來後 極其豔麗，對他秋波那麼一轉說：“你真的要我死呀？”衙役看了半晌， 說道：“算了，一頂綠帽子，也壓不死人。”類似的故事，還有說是妻 子進裏屋半晌不出來，丈夫進去一看，原來人家已經裸了，於是丈夫盡 棄前嫌，兩人和好如初。
衙役是法律上的賤民，但在民間，由於“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 其實一點不賤，如果是正經製役，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了。他們尚且如 此，那麼一般的平頭百姓，就更不一定在意妻子的出牆，當然更不可能 讓出牆的妻子去死。娶個媳婦，尤其是漂亮媳婦不容易，經濟上的考慮 能壓死人的，一旦沒了再娶得把人累死。所以，無論妻子怎樣出牆，丈 夫知道了，頂多就是打一頓，該回收還是得回收。有的地方，丈夫連打 都不敢打，真的打了，妻子就真的可能跟人跑了。好在那個時代，女人 還是相當厚道，無論出牆多少次，離婚基本上不在她們的思維範圍之內。
可以跟人偷情，但過日子還是得跟丈夫。淫風更熾的地方，還有跟著丈 夫一起外出賣淫或者放鴿子的（即借結婚以詐財的）。性，不是可以拿 到台麵上說的事，但性事卻可以放不止一馬。
當初，聖人傳道坐的是牛車，路又不大好，所以好些地方沒有去。 後來的班大姑，一個婦人家，也不好意思到處走。所以，留下這麼些婦 道的死角，到處都說不清楚。
說等待
人生在世，總免不了要等待。候車，候船，候機，考試後等待發榜， 約會等待情人，在路上趕上塞車也得等。最不耐煩的，是到權力機關辦事， 等待人傳喚。輪到你了，人家才告訴你，又有什麼手續不全，回家備齊 了再來。再來，還是差點什麼，一件小事沒幾個來回，沒戲。
再性急的人，該等待也得耐心等待。別的不說，找對象如果沒有幾 十次耐心的等待，無論如何都沒法抱得美人歸，除非你是超級的高富帥， 有人肯排著長隊找你。到權力機關辦事，即使在西方，該等也得等，排 長隊也沒辦法。官僚主義哪兒都有，有些國家僅僅是不折騰你而已，動 作也快不了。都說俄國人性子最急，但蘇聯時代，那裏的人們對於等待 最有耐心，短缺經濟，到處都在排長隊，大家見著隊就排，不管買什麼，
買到了就好。直到蘇聯解體，去那裏的中國人，還一直讚歎俄國人有素質， 這個素質，就是人家排隊的耐心，也就是等待的耐心。
說中國人沒有耐心，顯然不夠精確。但部分國人對於排隊等待，的 確不大能遵守秩序。比較牛一點的人，是走後門，利用特權或者熟人關係， 不用等待或者減少等待時間，抄到前麵去。比較差一點的，是直接插隊。 在中國，無論是人的隊還是車的隊，都有人插。這樣的插隊，如果排隊 的人要幹涉製止還不行，弄不好就會打起來。插隊的人往往理直氣壯， 麵對你的抗議，麵不改色心不跳，該罵就罵，該打也絕不手軟。哪怕直 接插到你的麵前，你都不能說什麼。在他們看來，隻有負責維持秩序的 警察有資格管他們，別的人，還是請你閉嘴。如果是汽車插隊，那就更 是無法無天，隻要沒有警察，每次都是橫著往裏擠，別的車隻能讓他們， 不讓，就會碰車，碰了車，反正大家都麻煩。想要打架，人家也不怕。 在我的經曆中，凡是碰上這樣插隊加塞的車，後麵的車一般都是讓。一 次我問開車的師傅，即使碰了車，明明是你有理，他負全責，你為何要 讓他？師傅長歎一口氣說，這年頭，不都是有理的讓著沒理的嗎？
如果中國的等待邏輯總是有理的讓著沒理的，一些不想等待的人利 用特權或者霸王硬上弓，侵占別人的時間，讓別人多等待，那麼，這個 世界就沒有起碼的公平和公正可言。現代社會，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 是機會，這樣的邏輯，就是公然地搶奪別人的金錢和機會。搶奪了，還 不知羞愧，理直氣壯。
當然，這樣的邏輯還易於引發社會秩序的紊亂。如果等待時人人都 能自覺排隊，排在後麵的人，大概什麼時候可以輪到自己，是可以預期的。 但插隊的多了，尤其是從裏麵走後門的多了，這個預期也就沒有了。沒 有預期的等待最易引發焦慮，焦慮多了，憤怒和恐慌隨之而來，如果憤 怒恐慌變成了某種可以傳染的集體行為，那麼排隊的秩序也就徹底瓦解 了。世界上好些地方的踩踏事件和群體性騷亂，都是由於秩序失控引起的。
等待不可怕，可怕的是社會缺乏等待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要有 起碼的公平和公正。執法者要公正，維持公正；公眾也要公正，維持公正。
假辮子和官話
清朝最後十年，清國留學生去日本的最多，因為一來成本低、手續 簡便，連簽證都不要，買張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貴。二來，中國人認 為，留學是為了學習西方，日本人學西方學得最好，有現成的經驗，我 們隻需要把這經驗學過來，就萬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學，變服 飾沒有問題，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餘韻，讓穿慣了滿人“胡服” 的漢人留學生，還感到有些親切。學日本學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學日本 官員穿西裝，都沒有問題。因為清朝的體製對人們穿什麼沒有明確規定， 有這個空子可以讓留學生們鑽。但是對於腦袋後麵的辮子，就不一樣了。 對於漢人來說，那是歸順的象征；對於滿人來說，則是國族的標誌。所以， 剛去日本的留學生們，雖然一下船就感覺到了辮子的尷尬，但多數不敢輕舉妄動，隻能像魯迅說的那樣，把辮子盤在頭上，扣上帽子，隆起一 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辮子的存在。進澡堂洗澡，要遭日本 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會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後麵罵“強強”（日語， 豬尾巴的意思）。當然，進了學校，也擋不住日本同學異樣的目光。到 了日本，盡管有官方的留學監督管著，但畢竟難免遭遇革命黨人。革命 黨的宣傳，關於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聽進去，反滿的主張肯定是 易於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學日本學軍事的，也照樣聽得進去。好多 日本士官生回國之後倒不見得還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間，好多人都接近 革命黨。個中的奧妙，很大程度上在腦袋後麵那根辮子。已經實行西式 改革的清政府，遲遲不肯放棄辮子，依舊把有無辮子作為政治正確與否 的象征，實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裏，中國人的辮子就是一 種落後、愚昧而且醜陋的象征。把辮子說成豬尾巴（pigtail），其實是西 方人的發明，日本人不過拾人牙慧而已。
不過，清國留學生回國之後，腦後就不好這樣空著，無論做官、為 軍還是做公辦學校的教師，都得買條假辮子。回國沒了讓人嘲罵的環境， 而且飯碗要緊，所以上班公幹或者參加典禮的時候，不管真假，腦後都 得垂條辮子。當然，各級長官也都知道這些人的辮子是假的，但沒人說破， 更沒有人揭開帽子看看。隻有少數有真辮子的同事，總是在背後嘀嘀咕咕。 也有一班兒街上的閑人，就像現在喜歡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樣，指指戳戳。現在是發現一個隆胸的興奮半日，當初則熱衷在男人腦後找蹊蹺。 其實，找了、說了也白搭，因為即使個別人告到衙門，衙門也從不糾治。
其實，既然學習西方，西方的價值觀、審美觀就必然要進來。在鄉 下，已經習慣了留辮子的農夫農婦，也許依舊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辮子為美， 但城裏人，尤其是能接觸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變了。自古以來，政治 的道理總是抵不過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強權壓著。強權壓不住，就隻能 變通，明明知道這些人辮子已經剪了，硬是假裝不知道。隻要你肯裝上 一根假的，我就權當你是真的。這情形，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官話和套話， 沒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兒，私下裏也說他也不信。一個報告，一個文件， 甚至一個課題，具體內容另當別論，隻要安上一個官話、套話的帽子， 就算政治上沒問題了。就像東漢時期，孝道是人人都講究的大帽子，有 儒生跟老婆做愛，也要先講一番道理，說這是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的理論。
從本質上講，辮子也好，官話也好，都不應該是政治正確或者政治 忠誠的象征。或者說，政治正確，沒有什麼象征。現代社會，民眾的根 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確所在。如果總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 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著假大空談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這樣的 假大空到處走，走在堂皇的廟堂之上，讓百姓講誠信，豈可得乎？
避諱是個什麼東西？
古代中國是個禮儀社會，社會上層交往，彼此的稱謂大有講究。雖 然有名有姓，但平輩之間直呼其名還是不行的。所以每個人都要有字， 稱字不稱名，是謂有禮。而名字，是給長輩叫的。民國時曾任安徽大學 校長的劉文典，之所以跟蔣介石鬧翻臉，就是因為蔣見麵直呼其名。平 輩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長輩的名諱就更不能呼來道去，於是，就有了避 諱這回事。
所謂的避諱，當然是上流社會的事兒，平頭百姓，阿貓阿狗地叫著， 基本上沒什麼講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紀大了，頂多在阿 貓後麵加個爹爹或者爺什麼的，就算尊稱了。但是，這樣的平頭百姓， 一旦讀了書，有了功名，進入縉紳行列，就必須講究，不講究，就是自絕於士大夫。講究之一，就是避諱。無論什麼場合，自家祖父和父親的 名諱是必須回避的。當然，在公共場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 以理解。但是，講究厲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諱相同的字，甚 至諧音，都繞著走。如果趕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趕巧父祖又過 世了，矯情的，就是可以放聲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 歡而散。
這種講究，唐朝中葉之後最為過分，過分到了影響了士大夫們的仕 途和政務。裴德融的父親名皋，他參加進士考試，主考恰好姓高，“高” 與“皋”諧音，結果害得裴及第之後，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師的名字。 唐朝科舉，以詩為勝，詩人李賀的詩天下獨步，但隻因為他的父親名晉 肅，進士的“進”和“晉”諧音，他就一直不敢考進士。韓愈看著可惜， 還寫了文章替他說話，也沒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舉，或者考上了不敢 提座師的大名，對自己都屬於自毀前程的事兒，但還僅僅是因為講究而 害了自己。最過分的事發生在盧文紀身上，他做了工部尚書，下屬有個 名叫於鄴的前來參見。盧居然以自己父親名字為嗣業，拒而不見。於鄴 一時想不開，竟然一根繩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條人命。
講究避諱，都是為了孝道。真的對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關上門的 事兒，但在外麵，孝與不孝都得講究形式。不講究，人家就會說你不好。 弄大發了，不僅仕途有麻煩，連腦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諱這種麵 上的事，大家隻能比著講究，誰講究得厲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
即使有才如李賀，也不能免俗。 從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諱必須得避開。
漢高祖叫劉邦，所以《史記》《漢書》上的“邦”，都變成了“國”。 漢文帝叫劉恒，所以恒山就變成了常山。漢景帝劉啟，連殷朝人微子啟 都要改名作微子開。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書，凡是提到“世”的時候， 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變成了“人”。如“治民”變成“治 人”，“生民”變成“生人”。古籍裏的“天生烝民”，活生生變成“天 生烝人”。當然，在唐以前，這種帝王的避諱還主要見於史籍，官員們 在平時的政務公務中，還沒那麼多講究，因為一講究，就難免因詞意不 準而誤事。隻是有些衙門或者官銜要跟著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 民的緣故，改成戶部。五代時吳國楊行密父親叫楊怤，音與“夫”同， 結果吳國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連禦史大夫也不能幸免，變成禦史大卿。 但是，凡是講究，就隻能一條道走到黑，越來越講究，越講究越精致。 現實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諱。所以，為了避免誤事，有人想出了一個 好辦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諱字樣，又不能不寫的時候，就“敬缺 末筆”，害得後人讀古書，老是看見錯別字。
避諱從孝走到忠，已經有點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 官場，效忠上司，更加實惠。長官的名諱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聰明的下 屬，在新上司上任之前，連長官父親的名諱，甚至連長官太太的名諱和 生日都一並打探清楚，不止及時送禮孝敬，同時在往來中刻意避開這些該避開的字眼。不用說，這樣做好處大大的。反過來，如果做下屬的不 講究這個，即使再恪盡職守，恐怕也難討上司的喜歡，因此把烏紗帽丟 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權相蔡京氣焰熏天之時，下屬公文中連“京” 字字樣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東，也一律改成畿西、畿東。
避諱從禮貌變成馬屁，也就走到頭了。現代人不講究這個，馬屁少 了一種形式，但馬屁還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馮驥才說辮子一樣， 辮子沒有了，但辮子的神還在。
近代史上的失語症考察
失語症也許是一種生理上的病，但是類似這樣的病症，一個民族一 個集團也可能有，一旦有了這樣的病，其實非常可怕。
近代中國，失語症是不願意變革者患的。我們知道，晚清政府真正 萌發變革之意，始於 19 世紀的 60 年代。幫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國的地 方實力派，在內戰過程中領教了太平天國洋槍洋炮的厲害，也嚐到了洋 槍洋炮的甜頭，開始將魏源“師夷之長技”的設想落到實處。而清朝的 中央政府，作為當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領了北京的英國人法 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多少開了點竅。1860 年之後，一些強勢的地方 督撫開始洋務運動，而北京，不僅有了一個被洋人逼出來的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還有了承包給洋人的總稅務司，奕甚至想設立一個專門學習西方文化的學校——同文館。這樣的學校，不消說，是請洋人來教的。 不過，這個時候的中國，不想變革、不正視西方存在的士大夫還是
相當多。盡管接二連三打了敗仗，但是他們總覺得中國在文化上的優勢 依然不可動搖，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後吐出來了嗎？就算不吐出 來，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來，早晚也得跟滿人一樣，學習漢 人，尊孔讀經，開科取士。每次洋人進來的時候，總有傳說出來，說洋 人在占領地開科取士，考的居然還是四書五經、八股文章。所以，當變 革到來之際，頑固守舊的人沒有失語，他們發聲抗議了。抗議聲一邊是 流言蜚語、街頭巷議、諷刺嘲罵，一邊是一個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 仁，是蒙軍八旗的底子，科舉高第，從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學士、 同治皇帝的老師，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學家，跟曾國藩齊名。為人清正， 學問也不錯，弟子門生滿天下。
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出來抗議，所依仗的武器，卻是理學的陳年 舊貨，連詞句都沒更新。在他看來，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學習西方，隻要 發揮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國就可以在戰爭中獲勝，仁義忠信可 以為幹戈舟楫。而中國近來一連串的失敗，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 沒有發揮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學天文曆算，中國之大，不愁沒有本土人才， 何必從外麵聘請？
當年垂簾聽政的西太後，雖然沒有上過學，更不知道西學是什麼東 西，但卻親身經曆了中國軍隊在洋人麵前的慘敗，伴隨自己的夫君鹹豐皇帝逃到了熱河，過了好一陣衣食不周，連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義忠 信為幹戈舟楫的大話，說說可以，當真則成了笑話。不過，倭仁說中國 自己有西學人才的說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費要少些。 於是，太後下令倭仁趕緊推薦這方麵的人才。沒想到反倒將了倭仁一軍， 他老先生不過隨口一說，哪裏找人去，理學家的帽子戴著，又不好撒謊， 於是隻好承認自己也不知道哪兒有這樣的人才。西太後看在皇帝老師的 份上，也沒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隻是讓他隨時留心，如果發現了， 趕緊推薦上來。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惡作劇，還是西太後要用倭仁牽 製奕，突然之間，倭仁發現自己得了一項新的官銜——總理衙門事務 大臣。有這樣頭銜的人，在朝中還有幾個，都是熱心洋務之人。此時， 把一個反對洋務，極不喜歡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為這樣一個專門辦洋 務，跟洋人辦交涉的衙門的大臣，看起來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認真的倭仁，卻受不了這樣的搞笑。如果西太後真的 想用倭仁來牽製奕的話，她找錯人了。因為一想到要和洋人辦交涉， 倭仁就要變大頭娃娃了。結果任命下來不久，倭仁差點沒從馬上栽下來， 從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風。後來雖然經過治療， 好了一點，但兩年之後，還是因此而翹了辮子。現在史家流行的說法是， 倭仁故意從馬上摔下來，好借此推掉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這是不對的， 倭仁的確是一個真正的理學家，不會玩這樣的詐術。
倭仁之死，標誌著中國相當一部分思想頑固的士大夫，開始患上了失語症。
初患失語症的人還是能發聲的，聲音最大的是一個名叫劉錫鴻的人。 不過，此人僅僅是位做過留洋副使的光祿寺少卿，人品和學問都比倭仁 低了不止一個檔次。他做過郭嵩燾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來的人，在出 使的任上，卻跟郭嵩燾反目成仇，非常無聊地拚命攻擊他昔日的恩人。 而他反對洋務的借口，則是所謂的風水迷信。比如說，在中國修建鐵路， 是敗壞中國的風水，會惹怒山神水怪。這樣的說法，顯然比起倭仁的夷 夏之防、仁義忠信低了一個檔次，不過是民間底層文化怪力亂神的陳詞 濫調。可以說，到此為止，頑固保守的聲音，已經因病而嘶啞了。
隻是，在當時，不管什麼樣的陳詞濫調，都有市場，也都能給改革 製造麻煩。由於中國真正的危機還沒有到來，八股取士還在吸引著全國 士子的注意力，頑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勢眾，李鴻章和郭嵩燾所謂的不 明事理之人，仗著人多的優勢，在話語權逐漸喪失的情況下，依然充分 地活躍。而頑固派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失語，因 為政府也並沒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處於三心二意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 就會對改革叫停。讓中國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 橘越淮北而變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