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湯集團正加緊向杭州及浙贛線撤退，事不宜遲，粟裕下令東西集團兼程急進，切斷寧杭公路，封閉合圍口。
他預計，最後的圍殲戰場會在太湖西岸的長興和廣德地區，三野各部隊都被要求提前到達長興、廣德。
有的兵團指揮員覺得，湯集團退得如此之快，三野不可能在長興、廣德將其圍住，還不如先圍攻杭州，或者是同時圍攻杭州、上海。
粟裕對敵我到達長興、廣德的距離和行程，經過了反複測算。這一帶部分是山區，又有追擊部隊進行攻擊和阻攔，湯集團的行軍速度必受影響，雙方的時間和空間條件差不多，換句話說，誰能在時間上搶在前麵，誰就能贏得主動權。
4月23日至24日晨，粟裕連發幾道電令，命令的中心詞就是“快”：快追，快堵，快截，快殲。
速度被強調到極致，就不可能做到整整齊齊，一如淮海戰役時追擊從徐州撤出的杜聿明集團那樣。4月24日，總前委致電粟裕，認為“應整頓態勢，克服並停止渡江追擊所形成的紊亂現象”，同時指令三野，在到達長興、廣德後，主力便應暫時停止進軍。
接到命令後，粟裕再次表現出機斷專行的指揮風格，他隻是在部署上做了一些微調，對總的行動方案並未做出更改。
在戰場上，粟裕永遠是一個固執的人，他一旦認準方向正確，就決不輕易改變，為此，哪怕是“獨立處置，事後報告”。
從發起追擊開始，指揮部裏便電話鈴聲不斷，電報來來往往，夜間也燈火通明。從粟裕到一般參謀人員，誰也不休息，情況一來，立即處理。
粟裕對三野各部的特長了如指掌，渡江作戰前，他就著眼於渡江後的追擊，對東、中集團進行了精心配置，在蘇中、蘇南活動過的部隊被調到東集團，在皖南和蘇浙活動過的部隊則被調到中集團。
真正追擊時，這些部隊因為熟悉當地山山水水和道路情況，都追得特別快，加上猛打猛衝素為解放軍之傳統，所以追擊戰進展得十分順利。
1949年4月25日，東集團占領宜興和溧陽，切斷了南京至杭州的通道。
準備撤往杭州的湯集團，不敢再沿寧杭公路南下，改由溧陽以西山區往廣德方向逃奔，而那裏正是粟裕早已料定的預設戰場。
政治進城
1949年4月28日淩晨，東、中集團在吳興會師，完全封閉了合圍口，湯集團8萬餘眾被團團包圍在郎溪、廣德之間的山區。
第二天上午，三野全殲該敵，生俘軍長、副軍長以下5萬餘人，加上沿途追殲數，湯集團總計已被殲滅10多萬人。
一周後，三野乘勝攻占杭州，先頭部隊到達時，守敵連錢塘江大橋都未來得及予以炸毀和破壞。
早在渡江之前，粟裕便把渡江和解放寧滬杭放在一起進行了通盤研究。對解放上海，他當時思考的主要是如何截住湯恩伯，因為上海“包不死，有海上的路可走”。
郎廣圍殲戰一結束，粟裕就把指揮重心移到了攻占上海，但是三野並沒有像攻占杭州那樣，乘敵軍混亂之機，立即發起進攻。
這不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而是政治上的。
上海與國內的其他城市都不一樣。作為遠東第一大城市，全國最重要的工商業中心，新興和先進的工業技術都集中在這裏，如果能夠完整地保存下來，對今後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可謂是舉足輕重。
此時蔣介石已從奉化趕到上海，一邊督促湯恩伯部署防禦，一邊進行撤逃台灣的準備。毛澤東由此判斷，湯集團駐滬守軍可能迅速撤走，上海也可能和平解放，他下令解放軍不要過於迫近上海，也不要急於占領上海周邊的昆山等地，讓湯恩伯守起來。
他告訴粟裕和三野將領：“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僅要軍事進城，而且要做到政治進城。”
粟裕非常清楚其間得失，在籌劃渡江戰役時，他就明確說過：“對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寧可讓敵逃竄。”
遵照中央指示，他改變了截住湯集團的初衷，放慢了部隊的進攻勢頭。三野一邊就地休整和進行入城的政策紀律教育，一邊進行接收準備，以便敵軍從海上逃跑時，可以主動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就在部隊進入休整後，粟裕得到情報，湯恩伯奉蔣介石手令，已從上海運走了不少物資，如果解放軍接收不及，會造成上海的混亂。
大家對此都很著急。4月30日，中央軍委提出，是否以一個軍先行攻占瀏河，威脅位於吳淞的黃浦江出海口，使湯恩伯不敢再從海上大批運走物資。
在解放軍占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攻瀏河不成問題，怕的是打草驚蛇，湯恩伯急於撤逃，上海可能會更亂。於是，粟裕一麵做出軍事部署，一麵建議推遲進占瀏河以及上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