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副議長袁金鎧的主持下，會議繼續進行，但形勢已完全逆轉。會議決定，不發表獨立宣言，僅把黃龍旗降下，改升黃色旗；去掉預定在旗上寫的“光複”二字，僅留“奉天國民保安會”字樣，並通電吉、黑兩省如法炮製。會上“公舉”趙爾巽為國民保安會會長，袁金鎧任參政總長，聶汝清為軍政部長，張作霖為軍政部副部長，由張全權負責鎮壓省城革命。革命黨人隻有張榕做了參謀部的副部長。 保安會的宗旨是：“保衛地方公安”“有輔助行政之權”，保安會“所舉部長皆以行政官兼充”，“一如其舊，與另設臨時政府，迥不相同”。
奉天“保安會”成立後，吉林、黑龍江兩省的也相繼成立。趙爾巽還通知各府、廳、州、縣，如遼陽、鐵嶺、安東、海城、新民等地，都相繼成立分會。 保安會，是在奉天辛亥革命運動興起的情況下，反動的官僚、地主、保皇派士紳與封建軍閥勢力的大聯合。他們名義上是為地方保安，實際上是清廷鎮壓東北革命的工具。
關於上述事件，我們不妨看看原東北軍將領王益知先生的論述：
辛亥十月，武昌首義，全國各地紛紛響應，震撼了清廷和各省疆吏。關東三省地方，由於在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和日俄戰爭中遭受日、俄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已深感亡國滅種的危險，尤其是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日本帝國主義吞並朝鮮之後，更感到民族危機十分嚴重。廣大革命誌士認識到，要想挽救中國，非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敗透頂的清廷不可，因而廣泛地傳播民族思想，散布革命種子，不斷地掀起革命運動。武昌起義爆發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駐地奉天（後改名遼寧）省會——沈陽，成為革命的重點地區，當時公開進行活動的藍天蔚與張榕，成為領導革命運動的中心人物。
藍天蔚，字秀豪，湖北黃陂人。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自費留學日本，誌願學武，曾入士官學校。1903年至1904年（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他在日本倡言革命，聯合黃興、蔡鍔、陳天華、鈕永建等20餘人組織抗俄義勇軍，謀回國抗俄排滿。其報名者達千餘人，由藍擔任隊長，每日勤加操練，但為日本政府所阻止。他回國後，複經東三省總督錫良派赴日本陸軍大學，可謂與東北素有淵源，熟知東北情況。武昌起義時，他任奉天新軍第二混成協協統，駐沈陽北郊北大營（北大營之名即始於此）。由於他擁有武裝力量，因而在革命派中有很高的威望。他與當時駐在保定的第六鎮統製吳祿貞和駐在灤州的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相呼應，共同打電報給清廷，要求召開國會，製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
張榕，撫順人，又名煥榕，是張煥相（字肅堂，日本士官畢業，曾充東北軍旅長、哈爾濱特區長官）的堂兄。出身於大地主家庭，富有資財，仁俠尚義。他22歲時入北京大學譯學館（當時北京大學包括師範館、進士館、譯學館等），地址在東華門北河沿，監督為朱啟鈐。1904年（光緒三十年）日俄戰爭時期，他棄學出關，毀家紓難，組織關東防衛隊，聚集萬餘人，與丁開嶂組織的鐵血團並肩抗俄。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他與吳樾謀炸清廷派往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於北京車站，吳樾當場犧牲，他逃脫後易名潛往天津，但被偵探楊以德（後為天津警察局長，軍閥爪牙之一）識破，被捕入獄，判處終身監禁。在獄四年，最後偕同獄吏王喜璋越獄，東渡日本。他精通劍術，在日本期間曾為一個下女爭取自由，同一個武士比劍獲勝，下女因之得以解放。武昌起義後，張榕來到沈陽倡言革命。這次他不是遮遮掩掩秘密地進行，而是毫無顧忌地公開活動。他甚至要與趙爾巽分庭抗禮，麵對麵地向他提出奉天要獨立的要求。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常用刺殺個別人物的手段製造恐怖氛圍，使人“談虎色變”，何況張榕又是與吳樾謀炸“五大臣”的重要角色，所以趙爾巽感到害怕，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趙更怕與張榕會麵，深恐有流血五步的危險。這樣一來，張榕便在沈陽轟動一時，婦孺皆知。
在沈陽進行革命活動，比較有利的條件是：在南滿車站附近可以招兵購械；以大連為跳板，可以北往沈陽，南往上海，甚至遠到日本，交通很便利。同盟會在東北的活動也以大連為中心，利用交通上的方便，往來東北各地，與藍天蔚、張榕等互通消息，聯成一氣。
11月初，與藍天蔚相呼應的第六鎮統製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調為長江一帶的宣撫大臣，被奪去兵權。鑒於這種不利情況，革命派加緊了活動，一方麵，藍天蔚在北大營召開秘密會議，準備發動第二混成協士兵入城占據各機關，宣告獨立；另一方麵，張榕擬通過政治手段，由奉天省谘議局召集沈陽各界開會組織國民保安會，逼走趙爾巽，推舉藍天蔚為關東大都督。沈陽的革命活動，在藍、張二人的策動下，很快進入了高潮。
第二混成協是由第二和第四兩個標（每標三營）和步、馬、炮幾個兵種混合組成的。其中第二標標統聶汝清毫無革命思想，他認為他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了，便向趙爾巽告密。第二混成協是駐紮沈陽的惟一新軍，如有變動，趙爾巽別無其他可靠之兵，非走不可。同時黑、吉兩省惟奉天的馬首是瞻，隻要沈陽起義，黑、吉兩省不成問題。趙爾巽接到告密後，非常驚慌，急忙找省谘議局副議長袁金鎧密商，他一麵和張榕虛與委蛇，以便拖延時間，一麵電調駐在洮南的張作霖來沈保駕。這樣就為張作霖製造了一個政治投機的機會。
張作霖接到趙爾巽的命令後，便親率一哨馬隊，兼程急進，不到三晝夜就到達沈陽。在趕路時，經過吳俊升駐地，片刻不停，隻遣馬弁持名片約吳於沈陽相會。吳俊升駐地距沈較張為近，吳也接到調沈命令，應當先行。但吳遲疑不決，行動緩慢，接到張之名片後，才大吃一驚，說張統領行動何其神速！這樣看來，張作霖果真是機警異常吧，又不盡然。原來這時張的交際更為廣泛，他與趙爾巽幕府裏的人物拜把兄弟，每通消息必有厚贈，像這樣的大事自然會透露給他的。兼之，他的部下張景惠等正在沈陽講武堂受訓，是他的坐探，對這種大事也會發電報向他報告。他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便快馬加鞭不分晝夜地趕路，才會如此之快。他於沿途還命令所部，迅速向沈陽進發。
張作霖見了趙爾巽，表示願以“保衛大帥，鎮壓地方”為己任。趙認為張這支部隊比較可靠，也就挾以自重。在張作霖的伴隨下，趙爾巽參加了1911年11月12日（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省谘議局舉行的保安會。場外由張作霖的部隊嚴加戒備。沈陽各界出席者達2000餘人。張榕等前後發言，慷慨激昂地要求宣布獨立。張作霖突然跳上講台，持著手槍，氣勢洶洶地說：“今日之會，我們一定要服從大帥的主張，如有反對的，即使大帥容許，我這枝手槍也是不允許的。”一時會場空氣甚為緊張，就在這種恫嚇和強迫之下，趙爾巽自任保安會長，吳景濂、伍祥禎為副會長，聶汝清、張作霖為軍事部正副部長。張榕等原想用保安會挾製趙爾巽，逼他出走，並推舉藍天蔚為關東大都督，不料反為趙爾巽所竊據（按：以後張作霖於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在東北也成立保安會，自任保安總司令，可以說是抄襲這次會的老文章）。趙爾巽還進一步排擠藍天蔚，他先將成為保安會的經過情形，報告了清廷和袁世凱，並著重指出：“協統藍天蔚與兩標素不相洽，全協皆不聽從命令。”清廷複電說：“藍天蔚即去統領官，交趙爾巽差遣委用。”1911年11月14日（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趙爾巽邀藍入署，說：“因南方風潮日烈，請君去調查，據實以報。”並贈旅費2000元，由伍祥禎（二十鎮三十九協協統）送交，危言聳聽地促其速行。與此同時他又叫蔣百裏做同樣的勸告。這就是趙爾巽對藍天蔚的“差遣方式”。藍被迫離奉，其原因不外是聶汝清向趙告密和張作霖要和他拚命。其實張作霖的這步舉動，有點類似“賭博性的訛詐”，他所率領的一哨馬隊，共有四五十人，與他的部下張景惠等在講武堂受訓的人數相近，合起來也不過百人，這就是他在省谘議局布置的兵力。當時他的絕大部分隊伍，尚遠在洮南一帶，據《盛京時報》11月19日（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記載：“現在已將前路巡防營張統領作霖調入省城，並其所部馬步各營暫住萬福客棧，一俟勘定營房，即將分派駐紮以資防守……”可見他的部隊，是在開保安會後的幾天才開到沈陽的。這樣，張作霖在沈陽的實力與藍天蔚的新軍相比，實在眾寡懸殊。藍天蔚當時倘若向第二混成協士兵曉以大義，動以熱情，從而掌握軍心，高舉義旗起事，乃名正言順順理成章的事，而聶汝清的破壞也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至於張作霖的那點兒人馬，更是不堪一擊的。可是藍天蔚何以放棄一切，悄然離沈呢？田桐曾說過：“天蔚性豪爽，心地殊光明，其與個人交，則薄於己而厚於人……惟做事少主張，易為人所搖，故與做私交則宜，共公事不盡宜也。”
藍天蔚離奉後，曾給趙爾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天蔚（雖）秉性過愚，（但）素非畏李之輩，亦非無起義之權，並非無輔佐之人。然某甘辭兵權……者，誠以東省迭遭兵燹，去年大疫，本年大水，不忍視生靈塗炭，我公危險，且恐與日前奏請立憲主旨相背謬（指與張紹曾等合奏事），無以見信於天下耳……”由此可見，藍天蔚起初是否有過起義的決心和信心，是很值得懷疑的。而勸他離奉的蔣百裏，論軍事知識雖高人一等，但革命思想卻極為薄弱。在藍出走之後，不久他也入關，做了保定軍校校長。後來，由於學生南下參加討袁，他大不以為然，竟憤而舉槍自戕。他二人原是留日同學，如果藍天蔚決心起義，他再從旁相助，“輔佐得人”，張作霖不一定就能得逞。
雖然如此，藍天蔚在關外還是有相當威望的，當時的革命黨人，多假借他的名義活動，如“關東大都督藍天蔚號召革命檄文”即其一例。最可笑的是，在他離沈的第二天，沈陽通衢上出現了藍天蔚諭軍安民的六言告示，主要內容有：“本軍維持人道，嚴守保民主張，無論蒙滿回漢，不得互相殘傷……”這顯然是出於趙爾巽、張作霖等的偽造。可見就是反革命派也想利用他的名義安撫人心。
張作霖這番效力，深為趙爾巽所賞識，於是趙爾巽保奏張作霖、馮麟閣二人以總兵簡放，更特別派張作霖為巡防營務處總辦。這是奉天軍事方麵一個重要位置，前東邊道張錫鑾也曾兼過此差。從此張作霖就初步奪取了奉天的軍事大權，而聶汝清也接替了第二混成協協統，篡奪了藍天蔚的職務。
藍天蔚被迫出走後，沈陽革命黨人的活動有些低落，力量有些渙散。張榕為了挽回頹勢，集中各方麵的力量與趙爾巽操縱的保安會進行鬥爭。他於11月17日（陰曆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藍天蔚出走的第三天，組織了“聯合急進會”，各界踴躍參加，推舉張榕為會長，勢力發展很快。張榕向趙爾巽提出奉天宣布獨立，懸掛白旗的要求，雖然為趙所拒絕，但鬥爭還是繼續下去；離沈陽不過百裏的遼陽以及莊河等都接二連三地發生起義，牽製了沈陽的兵力，鼓舞了人心。
藍天蔚由沈陽到了大連，住在吉野町旅館，改名藍芳豪。稍事休息之後，於11月22日（陰曆十月二日）隻身來到上海。他見東南方麵“黨派分歧”，曾悲觀失望地用手槍自殺未遂，所以東北革命派以藍天蔚名義招募民軍，委任幹部，他本人實未與聞。在革命派招募民軍，聯絡“土匪”過程中，又與張作霖發生了一場鬥爭。在遼中縣八角台一帶，有股“土匪”約1000餘人，經張鵬九從中拉攏，趙爾巽派遼中縣知縣章啟槐前往收編，這樣既免得被民軍收過去，又可擴充張作霖的勢力。收編尚未著手進行的時候，張鵬九突然被刺殺，使張作霖大吃一驚。原來張鵬九是個拔貢，也是個劣紳，平素結交官府，武斷鄉曲。當年張作霖收撫，他曾以紳士身份穿針引線，暗中為張主謀，因而張與之關係甚密，呼為老叔。張鵬九之被殺，是革命派所為，其給地方除一大害，人心大快。這股土匪，本來可編三營，由於大部分跑散，勉強湊成一營，由張鵬九之子為管帶。可見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間的鬥爭極其劇烈，此不過略舉一例而已。
這時竊國大盜袁世凱采用一箭雙雕的手法再度登場，趙爾巽曾去電表示擁護。袁世凱借口“兵餉無著”，要將奉天庫內貯存的曆代名貴瓷器盜賣，趙爾巽惟命是從，這批名瓷遂被盜走。袁世凱又想收買張榕，遭到嚴厲拒絕，遂電趙爾巽要他加強製止“亂黨”活動。加之此時孫中山任命藍天蔚為關東大都督，趙爾巽深恐張榕與之裏應外合，釀成心腹大患，便與袁金鎧、張作霖密謀進行殺害。袁金鎧是奉天省谘議局的副議長，又是急進會的參議。此時混入革命隊伍的省谘議局議長吳景濂已赴滬代表東北參加臨時會議，趙爾巽以吳又轉赴南京為借口，主使省谘議局給伍廷芳拍電說：“本局前委任吳議長景濂，到滬會議，滬會既終，吳君不回奉而赴寧，地點已違反委任，無論所辦何事，非本局共同意見，各界均不承認。公議將吳君議長資格取消，委狀作廢。”因此，袁金鎧已穩操谘議局大權。他表麵與張榕結為好友，酒食爭逐，過從甚密，暗中卻將探得的張榕這方麵的消息，報告給趙爾巽。可惜張榕認賊作友，疏於防範。1912年1月23日晚間，袁金鎧又宴請張榕於西關平康裏“得意樓”（按：有記為“德興樓”者實誤）。酒闌人散，袁金鎧先行，張榕和其他友人到附近的“聚福班”打茶圍。就在門口，張榕慘遭毒手，身中三槍，當場死亡。三個凶手中有張作霖的偵探長於寶山（後為二十七師營長、旅長，因案被張作霖槍決），這清楚地說明張作霖、袁金鎧是預謀殺人的主犯。袁金鎧以鎮壓革命“有功”，經趙爾巽奏保“京卿”。袁在1928年59歲生日自敘詩中曾沾沾自喜地寫道：“辛亥八月秋，政變驀然起。東陲特別地，維持豈虞毀。泰安（指趙爾巽）幸重來，臨溟（指張作霖）實柱砥。我亦竭綿薄，禍福置生死。忠清蒙亮褒，京卿荷榮璽。”“我亦竭綿北，這正是他鎮壓革命殺害張榕的自供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