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戰爭以後，直係和奉係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撈到了很大好處。8月下旬，曹錕、張作霖、徐世昌、靳雲鵬之間，在張誌潭、葉恭綽、吳笈孫三人的參與斡旋下，經過多次協商，達成政治分贓協議：一、以後國家大計，須先征求曹、張同意以後再進行；二、在東三省以及直、魯、豫三省的巡閱使範圍內，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張以方便，不能有所幹涉；三、總統地位，由曹、張竭力維持，曹汝霖、陸宗輿亦由曹、張負責保全其麵子；四、靳內閣如有為難處，曹、張予以援助；五、各省如有不服從中央命令者，曹、張有勸告之責；六、段祺瑞生命財產，曹、張予以保全。此外，關於曹、張兩係之間的勢力問題，則采取平均分配辦法，如西北軍之軍械歸奉軍所有，九師、十五師劃歸直係；在京抄沒的皖派軍械，亦由直、奉均等分配；此次討皖的直、奉軍，以後由陸軍部發餉，並且規定每月發餉之準期；直、奉兩軍駐近畿之兵，各為一師等等。
曹錕和張作霖在北京住了一個月，善後問題解決後離京，各回防地。 北京政府原來由皖係所控製，現在由直、奉兩係控製。原來直、皖兩係的對抗，由直、奉兩係新的對抗所取代。
（三）
1921年4月，第三次組閣的國務總理靳雲鵬為解決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邀請曹錕、張作霖和王占元三巡閱使到天津開會。史稱“四巨頭會議”。
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不以占領東三省為其最後的目標，他有更大的野心。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再加上直係在長江領域的轄區，儼然占有了半壁江山。因此，徐世昌過去隻受段祺瑞一個人管，現在變成兩個人管了。而這兩位又常常意見不一致，為了自己集團的利益爭吵不休，徐世昌這個小媳婦總統很難當。
這時又加進來一個湖北督軍王占元。此時，王已被提升為兩湖巡閱使，仍兼湖北督軍。他繼李純之後，成為長江三督的領袖，也稱得上是個大軍閥了。他的地盤緊靠西南，因此同西南軍閥的關係很是密切，他們打得火熱。西南軍閥也需要和平自保，便宣布“自治”。因此，王占元便乘機同重慶鎮守使兼川軍總司令劉湘簽訂了《川鄂聯防條約》，又同湖南督軍兼湘軍總司令趙恒惕、劉湘簽訂了《湘鄂贛聯防條約》，和平共處，互不侵犯。兩湖地區就成為一個緩衝地帶。而王占元同西南軍閥的善鄰關係，反而成為他向北京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 北京政府幻想統一全國，就不得不重視王占元。因此，兩湖巡閱使王占元也被邀請參加天津會議。
張作霖於1921年4月15日，啟程赴津。一行有總參謀長許蘭洲、顧問日本人町野舞馬中校以及其他幕僚，同時帶領衛隊、機關槍隊一個連，步兵一個營。一行於16日清晨到達天津新站，下榻於河北街恒記德軍衣莊。與張作霖事先約好了的曹錕隨後於16日午後6時，到達天津，入住曹家花園。
當晚曹錕拜會了張作霖，舉行了第一次會見。張作霖和葉恭綽、王乃斌、張景惠、曹錕、曹銳等共進晚餐，並就內閣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們主張在天津開會，內閣總理靳雲鵬隻得聽他們的，也於18日到天津。張作霖一見到曹錕，就故作親切地握著曹錕的手，話裏有話地問道：“三哥，你看親戚親呢，還是部下親？”把曹錕造得一頭霧水，一時語塞。張作霖的意思，親戚是指他自己。因為張作霖的第四子張學思和曹錕的第六女曹士英定了親，那時定親就是親家。部下是指曹錕的幹將吳佩孚。接著，張作霖就顯得極為關切地給曹錕出主意，讓他注意吳佩孚，說吳佩孚有很大的個人野心，很難駕馭。張作霖表麵關心，實則挑撥。張作霖是作戲的能手，他對曹錕表示衷心，指天誓日地說：“我絕對擁護你，如有異言，他日必死於炮火之下。”當然，曹錕也不是那麼好騙的，他和張作霖虛與委蛇。
因河南戰事耽誤行程的王占元，於4月25日晨終於到達天津，進入前奧租界新郟25日，在曹家花園，靳雲鵬、張作霖、曹錕和王占元四巨頭會議開始，議論了討伐南方的問題。以後的會議在曹家花園和恒記德軍衣莊輪流舉行。這一次不是過去召開的督軍團會議，而是比督軍高一級的巡閱使會議，引人注目。“天下耳目盡皆集中天津”。其實，正式會議隻開了兩天，27日，通過譴責孫中山的電報，指斥廣東選舉總統，破壞統一。在電報上署名的有張、曹、王三巡閱使和各省軍民長官32人。28日，討論財政問題，這是會議的焦點。列席會議的曹錕的弟弟直隸省長曹銳首先發難，指責內閣在分配軍費上不公。他提出，直軍欠餉平均半年以上，而奉軍欠餉不過兩月。但最近一個時期內，奉軍借口援助庫侖難民，先後領到軍費200萬元和開拔費100萬元，而直軍才領到50萬元。
內閣總理靳雲鵬訴苦道：“四哥，你不懂得當家人的苦處，到處扣留國稅，卻張口向中央要餉。你來當當家如何？”曹銳聽了這話，心中火起，依仗他哥哥是曹錕，拿起茶杯就向靳雲鵬的頭上摔去，並罵道：“你不配當家就滾蛋！”靳受此羞辱，也勃然大怒，罵道：“誰再當總理，誰就是王八蛋。”張作霖看到這個樣子，知道不會有好的結局，便也叫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預備專車，讓我回去！”
靳雲鵬要辭職，會議一度陷於停頓。其後，經過有關人的斡旋，靳打消了辭職的念頭。5月1日，在恒記德軍衣莊再次召開四巨頭會議，協商閣員問題和財政問題。5月2日，三巡閱使和各總長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就各項問題作了大致的決定。天津會議結束後，5月5日靳雲鵬返京，向徐世昌彙報天津會議的有關情況。同時，張、曹、王三巡閱使聯名向全國發表通電，擁護靳內閣。就這樣，會議在爭吵聲中結束。
5月6日，受徐世昌之邀，張作霖、曹錕、王占元分別乘專車到北京。徐在居仁堂擺下盛宴，歡迎他們。他們分別向徐世昌作了彙報。但他們感到心中沒數，就滯留北京不歸。直到24日、25日徐世昌在大總統府懷仁堂連續召開兩次會議，給他們吃了定心丸，他們才開始各自返回。
5月25日午後，徐世昌總統在北京總統府懷仁堂召開蒙古善後會議。與會者有張作霖、曹錕、王占元三位巡閱使，及靳雲鵬總理以下各閣員，還有在京的其他蒙古王公等四十餘人。就內蒙防亂、外蒙平亂等問題，進行協商。關於當前急務是征蒙問題，正式決定全部責任委之張作霖。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定指揮官全由張作霖負責。最後，徐世昌總統說道：“政府決定討伐蒙古，其目的在於討伐土匪，安定民心，結五族共和之果，以保全領土完整。今特命令張作霖出師，急速戡亂。”
張作霖慷慨陳詞：“外蒙乃中國之領土，今終為異族所占領，使中華國民蒙受奇恥大辱。 保全國土，軍人有責，征蒙問題已再無討論之必要，作霖既已從元首受命討伐，不日即將率關東健兒，為收複外蒙而馳騁於漠北原野。如能從異族手中奪回蒙古，作霖雖死於萬裏塞外，區區之身亦不足惜。”張作霖的這個堅決的表態，得到了大家的讚同。
5月30日，徐世昌發布大總統令，正式任命張作霖為蒙疆經略使：“茲特派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對一切凡有剿撫計劃，皆賦予全權以便權宜行事。熱河、綏遠、察哈爾各特區之防務最為緊要，皆與外蒙軍事息息相通，必須呼應靈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特區都統，均應歸該經略使指揮節製，以便職權統一為要。”
6月5日，張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經略使。7月5日，北京將蒙疆經略使印綬送到奉天。7月6日，發表了事先製定好的經略使署官製，任命了各級官員。
自此，張作霖不僅控製了東三省，而且進一步染指於熱河、綏遠、察哈爾三特區，成為事實上的滿蒙王。
曹錕於28日，王占元於30日，張作霖於31日才返回各自的駐地。此次會議，從4月16日直到他們各自歸任，開了約四十餘天。三個大軍閥都比較滿意。
這次政治分贓，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額。
直係的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當上了河南督軍，第二十八師師長閻相文當上了陝西督軍。
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新得到了三個特區。這三個特區和東三省毗鄰，整個北方連成一片，都成為張作霖的統治範圍。張作霖撈到了很大的實惠。張作霖的夙願，就是把滿蒙連在一起，歸他統治。這是張作霖的大滿蒙主義，現在終於實現了。他進了一步，成了滿蒙王，張作霖欣喜若狂。當時，察哈爾都統是奉係將領張景惠，自家人。綏遠都統馬福祥雖然不是奉係，但奉係鄒芬旅駐防桃林縣，對馬部是個威脅，馬福祥隻得聽從調遣。隻差一個熱河，熱河都統是北洋元老薑桂題，一時不好對其采取行動，隻得等待時機。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長江流域他仍然為領袖。直奉兩派獲得暫時妥協。
但平靜沒有多久，就又起紛爭。王占元在天津開會期間，湖北兵變發生了20餘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驅王自治運動。6月3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駐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發生大規模 兵變，變兵燒殺搶掠，無惡不作。6月7日，武昌也發生兵變，變兵居然是王的直屬部隊。王的統治岌岌可危。湘軍打著“援鄂”的旗號，企圖占領湖北。王深知，他的軍隊打不過湘軍。王不得不向吳佩孚求援，這正中吳的下懷，吳派第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為援鄂總司令，進軍湖北。但前鋒到達漢口，就駐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被打敗，宣布辭職，吳軍也沒有前進一步。鷸蚌相爭，吳佩孚是在坐收漁人之利。3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直係的吳佩孚輕而易舉地控製了長江流域。
對北京政府的這項任命，張作霖十分惱火。他曆來瞧不起小小的師長吳佩孚，可吳現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係又占領了長江流域。張作霖立即以辭去蒙疆經略使來要挾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隻得把原來的熱河都統薑桂題調到中央，任有職無權的陸軍檢閱使。10月1日，任命奉軍第二十八師師長汲金純為熱河都統，張作霖才出了這口氣。直到這時，張作霖才真正的成了滿蒙王。但是直奉之間的矛盾也逐漸公開化了。
不久，直、奉矛盾緊張，也就把征蒙大事放在一邊，積極備戰。外蒙脫離中國版圖，是北洋軍閥連年混戰造成的惡果。當時外蒙雖有蘇聯的支持，如果北京政府和張作霖采取堅定的收複外蒙古的政策，外蒙是很難脫離中國版圖的。外蒙獨立以後，中國政府長期不予承認，直到1946年1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才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四）
1922年1月19日，吳佩孚和六省直係軍閥加足火力發出的一個電報，終於迫使梁士詒請假前往天津。到這時為止，張作霖對吳的挑戰行為一直采取不應戰的態度，這是由於直係兵力相當雄厚，奉係有所顧忌，不願單獨作戰的緣故。張作霖希望北伐軍首先發動，皖係起而響應，然後他所勾結的安徽督軍張文生、河南督軍趙倜、陝西省長劉鎮華等，也都在直係的心髒地區及其周圍地帶動作起來，同時還利用一批下台的失意軍閥，煽動他們的舊部張作霖的座上客王占元、張敬堯、吳光新等。此時張敬堯的舊部吳新田在陝南，王占元的舊部孫傳芳、吳光新的舊部盧金山都在鄂西，從四麵八方打擊直係，使直係陷於重圍，顧此失彼，奉係以舉手之勞就可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此時，奉係和孫中山及皖係的反直三角同盟雖已成熟，但是北伐軍受製於陳炯明不能出發，這個聯盟還不能起配合作戰的作用，張作霖隻得捺住火性，等待時機。
直係方麵，曹錕和他的兄弟曹銳（直隸省長）始終抱有息事寧人的心理。曹錕一再約束吳佩孚切勿孟浪從事，並派直軍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陽表示善意，張作霖也派察哈爾都統張景惠到保定回聘。曹錕建議撤退北京及直隸境內的奉軍，以免直奉兩軍因防地逼近而引起衝突。張作霖表示了同意，就派張景惠主持關內奉軍撤退事務。這一協議使直奉兩係的緊張局勢大見緩和。
1月26日，北京財政部發行鹽餘公債9600萬元，指定以關稅提高至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收入為公債基金，用以償還以鹽餘為擔 保的內債7000餘萬、外債2600餘萬。可是，本國銀行界所組織的“鹽餘借款團”公布此項債款共有一億元，與財政部公布的數目不相符合；而且，這一措施有利於操縱本國銀行事業的交通係，而外債又以日本為最多，因此直係軍閥懷疑新舊交通係為奉軍張羅戰費，全國各方麵也都懷疑此中有不可告人之隱。在直係指責和輿論的督促下，北京政府隻得組織“償還內外短債審查委員會”，由審計院、檢察廳、銀行團共同組成，指定以司法總長董康為委員長，負責審查此項債款有無弊端。
1月25日盧永祥通電，對內閣問題有所表示。電報說：“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倘以‘為國鋤奸’為名，反為巧宦新舊交通係聯合推倒靳內閣後，靳的‘智囊’張誌潭到洛陽控訴梁士詒上台乃是奉係控製中央財政、張羅戰費以便大舉進攻直係的一個步驟。盧永祥、張作霖電中的‘巧宦’是指張誌潭。創造機會，國人良知不昧，終必抵死力爭。”這個電報是皖係軍閥為他們的同盟者打氣助威，對吳佩孚的初步回擊。接著，30日張作霖電請徐世昌公布內閣辦理魯案交涉的經過情形，並且話中有刺地說：“事必察其有無，情必審其虛實。倘事屬於虛或屬誤會，則鍛煉周內以入人罪，何以服天下之人心……若以愛國之熱誠，轉而為禍國之導線，以演出亡國之慘劇，試問與賣國之結果有何差別－…願鈞座采納盧督所陳‘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二語，不致令以‘為國鋤奸’為名者，反為巧宦生機會。尤願鈞座飭紀整綱，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後國家有真人才。倘彰癉不明，是非不辨，則作霖必隨賢哲之後，為民請命。”這個電報暗示吳佩孚幹涉內閣是一種破壞紀綱的行為，如果徐世昌不能製裁，他就要聯合其他力量代替北京政府加以製裁。以上皖奉兩係一唱一和的示威電發表後，直奉兩係的緊張局勢便進一步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