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原北洋政府大元帥府的電報處處長周大文回憶說：“1928年5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張將芳澤晾在客廳，自己在另一間屋裏大聲嚷著說‘日本人不講交情，來乘機要挾，我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是賣國，叫後輩兒孫也都跟著挨罵，那辦不到／”
張作霖識字不多，但人格外精明。最能體現張作霖精明的還有一件事情。張很不耐煩在各種文件上簽字，每次簽署文件，都隻用毛筆在文件上隨意戳上一個黑點了事。時間一長，有人就動了歪腦筋，想要借張作霖的特殊簽名“假傳聖旨”撈點好處，可每次都露餡。很多人都納悶：難道張作霖戳的那個黑點在大孝形狀、墨色上有什麼訣竅？後來，張的秘書揭穿了謎底。原來，張作霖的毛筆裏暗藏著繡花針，每次一戳，就在紙上戳出幾個小眼，副官和財務人員認的就是那幾個小眼。
張作霖由於沒有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要求（包括開礦、設廠、移民和在葫蘆島築港等），致使被日本關東軍預先埋好的炸彈炸死。一代有血性的中國軍人，就這樣向國人和曆史交上了最後的試卷，為自己書寫了最後的光榮。
大帥之死
1928年春，奉軍麵臨的形勢甚為嚴峻。蔣介石和日本達成協議。蔣任北伐軍總司令，彙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組成四個集團軍，北上討伐張作霖致使奉軍節節失利，這是壓力之一。其次是張作霖在年初與日本訂立關於在東北修築五條鐵路的借款密約，因日方提出的條件非常苛刻，張對這項密約沒有爽快地答應，並附加個條件，須在一年之內同地方政府商定後才有效。日本方麵主張把這項密約，作為政府間的正式協定，張堅決不允。日本對此大為不滿。日本公使芳澤昭示張作霖，如果鐵路能夠圓滿解決，日本支持張的地位不變。芳澤在5月17日會見張作霖時又警告：“當戰亂發展到京津地區，其禍亂將及滿洲之際，帝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起見，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又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你對此應負一切責任”。麵對芳擇的威逼恫嚇，張作霖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來，把手裏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折成兩段，聲色俱厲地衝著芳澤說：“此事（指張宗昌殺日僑事）一無報告，二無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個巴子的，豈有此理！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種叫咱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他說完之後扔下芳澤不管，怒氣衝衝地離開了客廳。雖然當晚談了四個小時，但芳澤一無所獲。
5月25日，張作霖通過外交總長羅文幹答複日本照會：“於戰亂及於京津地區，影響波及滿洲地區時，日本將采取措施，中國政府斷難承認。東北三省及京津地方，均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最後並告誡日本說，“深盼日本政府鑒於濟南不祥事件之發生，勿再有不合國際慣例之指置……”語氣強硬，對日表示不屈。之後，奉軍鑒於處境日趨不利，張學良、楊宇霆也“勸老將回奉”。張作霖知大勢已去，5月30日下總退卻令。6月1日張作霖接見外交及北京紳商法團代表話別，並應北京地方要求，派鮑毓麟率兵一旅，留在北京維持治安。命許蘭洲將“陸海軍大元帥”之英旗、國務院印信，外交部重要檔案運往奉天。2日發布出關通電，聲言退出北京後，政務交國務院、軍事歸軍團長負責，此後國事聽國民裁決。通電中稱：“本為救國而來，今救國誌願未償，決不忍窮兵黷武，受整頓所部退出京師。”
在離京的前幾天，日本又多次派人對張極盡威逼利誘之能事，張作霖軟硬不吃，日本人下定了除張作霖的決心。1928年6月3日淩晨兩點，張作霖一行由中南海的前門火車站，登車返奉。車是慈禧太後坐過的花車，張乘坐的八節車廂居列車的中間。一同上車的有潘複、鮑貴卿、莫德惠、劉哲、張學曾、嶽夫人等，壽夫人坐壓道車先走一步。潘複、鮑貴卿坐在前節藍皮車廂，到天津就下車了。專車到山海關，等在那裏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登車，進入車廂晉見張作霖，說代表東北各界迎接大帥回奉天。6月4日清晨，專車到達皇姑屯車站，張景惠、劉尚清在那裏迎候，並說其餘家人和文武官員都在奉天新站等候。僅有張景惠一人登車隨行。專車離開皇姑屯車站，八車廂僅有張、吳和溫守善，行至三洞橋，轟隆一響，飛沙走石，把車廂炸碎。吳的腦袋被紮進一個鐵釘，當即死亡；張作霖被炸出路基三丈遠，溫守善被破木板鐵皮和沙石埋住，醒來後顧不得疼痛，來到張作霖跟前。張作霖當時沒死，隻見咽喉處有一個很深的窟窿，往外流血，滿身血汙。溫掏出一個綢手絹把傷口堵上，然後和張學曾一起把張作霖抬到趕來接張的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的汽車上。張作霖當時神誌恍忽，但還能說話。他問：“逮住了嗎？”溫誑說：“逮——住了。”又問：“哪的？”溫說：“正在審問。”過一會兒張說：“我到家看看小五。”接著又說，“我尿一泡尿，尿完我就要走了。”同車的校尉高其祥受傷，會計高維周骨頭炸碎，傷勢較重，嶽夫人腳被爐火燙傷。
張作霖被抬到帥府小青樓，這是壽夫人住所。壽夫人、醫官等人找藥的找藥，紮針的紮針，用大煙噴、灌白蘭地，都無濟於事，張作霖終因傷重流血過多不久斷氣了。在張奄奄一息時，還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恐伯不行了，叫小六子（張學良）快回奉天。”壽夫人等號啕大哭，臧式毅從旁婉言相勸，仍是哭聲不止。還是壽夫人老母王老太太久經世故，頗有見識，馬上阻止說：“這是什麼時候，哭個沒完，不要因小節誤大事。”於是壽夫人止住悲啼，張羅喪殯壽衣。死後穿的黑地金線繡龍的袍褂，帽子前齊後圓，帶穗，壽材是府內早存的陰沉木，從兵工廠調來兩位老木匠，日夜兼程打製壽材，吃住在帥府，不準回家。壽夫人、臧式毅商議：一方麵繼續封鎖消息，密不報喪，以穩定大局；另一方麵速報張學良商議後事。於是府裏謝絕一切往來，凡知情人員均囑保密。就連在救治張作霖現場的小河沿盛京施醫院院長雍大夫（英籍），也被軍醫處長王宗承誠懇地囑咐說：“這件事關係太大，希望你嚴守秘密，如有人問時，千萬不能說大元帥已死，隻能說負傷罷了。”雍氏為人很老實，當英國住牽總領事問他時，他按照王處長的囑咐嚴守了秘密，雍氏因此也丟了院長的職務。此事做到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外界不知張作霖的死活。其間，日本町野顧問找到劉尚請省長探聽，劉省長對他說：“大帥精神很好，能進軟食。”日本的鬆井、本莊繁、荒木等也派人過問，得到同樣回答。
1928年6月4日，是張學良27周歲的生日，張作霖離開北京三、四方麵軍團部沒定最後撤離時間，送走張作霖後，楊宇霆、孫傳芳提議搞一小型聚合，以示慶祝。這天上午10時左右，楊、孫和軍團部高級人員及張的少數親友聚在張的中南海住處萬字廊，正在這時得知張作霖的專車被炸，本人受傷，來客遂不歡而散。當楊離去後，屋裏隻剩下張與劉鳴九，張低聲說：“老將不在了！”隨即淚如雨下。張學良遇事不慌，對外一切平靜如故，三、四軍團的其他人隻知大帥有傷，不知大帥亡故。
“再見”風波
張作霖自稱是“綠林大學”畢業。原來一字不識，後來官做大了，要看公文、批公文，才逼著學文化。先學“畫行”。“畫行”是什麼呢？就是舊社會官場辦公文，都是由秘書擬稿，主官審批，如果同意，就在上麵畫個“行”字。為什麼說是畫呢？因為過去當大官的，對這個“行”字都非常考究，不但要寫得有力，寫得好看，而且要別人假不倒。說是畫，也確實是畫，一般有“虎頭行”、“白鶴行”、“竹葉行”三種，就是把“行”字畫來和這三種東西相像。張作霖的“行”字，也練得很好，剛勁有神，根本不像個文盲大老粗寫的。
日本駐沈陽總領事經常到張作霖處暗談，告別時常用中國話說：“謝謝。”張作霖心想，自己也應該用日本話說聲“再見”才是，便叫翻譯官教他幾句日本常用語。翻譯官教他說：“阿裏噶鬥”是謝謝；“撒約那拉提”是再見；“巴個押路”是馬、鹿、虎、狼，罵人“禽獸、混蛋”。張作霖都記住了，不過最順口的是“巴個押路”。他也常常用這句日語來罵自己的傭人。一天日本總領事又來會晤，張作霖送他到台階上，日本總領事又說“謝謝”，張作霖一聽機會到了，趕忙想用日語說聲“再見”，豈知脫口而出的卻是“巴個押路，巴個押路”，連說了兩遍，張作霖自以為很得體。但日本總領事聽了卻很驚詫，他後來費了很多周折，才找到張作霖的翻譯官，央求他詢問一下張作霖為什麼罵他？翻譯官對張說了，張起初說是沒有罵過，繼而一想當時確是用的“巴個押路”。 便叫翻譯官轉達日本總領事，他當時是想用日語說“再見”，哪知說忙了，說走了嘴，把“撒約那拉提”說成“巴個押路”了，這句錯話他撤銷，並向日本總領事表示歉意。他說：“媽拉巴子的，今後我再也不說日本話了！”
照例辦事
日本人經營的南滿鐵路，從旅大經沈陽直達長春。按過去不平等條約規定，在這條路的兩側若幹距離內，都有取土、取燃料、搞建築的特權，稱為附屬區。特別是沈陽車站，附屬區占地很多，範圍很大，麵積與市區相等，形同一個租界。不但有市街、商店、旅館、學校等，而且還有他們自己的兵營和警察派出所等，中國人進去也要受他們的管理。1920年，有一次一個中國兵進去，不知何故和日本人發生衝突，竟被日本人打死了。日方用外交方式通知中國當局，隻叫去領屍，並不表歉意。當時北洋政府外交部駐沈陽交涉署把這件事的原委報告了張作霖，張指示交涉署要據理力爭，要日方賠損失、表歉意，並保證以後再不出人命事故。但日方態度蠻橫，隻承認給20元作燒埋費，不道歉，不作任何保證。交涉署又向張彙報了，張作霖說：“算了吧，有了先例就好辦了。”
交涉署的人員一走，張作霖就打電話給憲兵司令陳興亞，把他叫到大帥府，告訴他：“我們有個兵，在附屬區被日本人打死了，經交涉署據理交涉，日方僅承認賠燒埋費20元，不道歉，也不作任何保證。現在你回去告訴你們憲兵，一在執勤時，如發現有日本兵攜帶武器，在市區肇事者，隻要罪證確鑿，就給我開槍打死，一切後果由我負責。你們盡管去幹。”陳興亞知道張作霖的口頭命令，就是鐵板一塊，說了你就得照辦。那時候的日本兵每逢假日三三兩兩、腰佩刺刀漫步中國市區街頭，對於交通車輛、走路行人，總是讓也不讓，令人頭痛，特別是在飯館喝了酒後，更顯出一副征服者姿態，中國憲兵不敢管。自從陳司令宣布了張大帥的命令，每個憲兵有了上級指示，就不怕日本兵了。一次有兩個日本兵喝醉了，在街上鬧事，抽出刺刀刺死了一個中國人，憲兵製止不聽，反持刀相向，憲兵開槍將兩個鬧事的日本兵當場打死。陳興亞立即將經過報告張作霖。張便叫交涉署的人來，指示他說：“日本兵攜帶武器，在中國市區殺人，不服中國憲兵製止，反向憲兵行凶，憲兵為了自衛，開槍將兩個日本兵打死。你們交涉署可以通知日方領屍。並根據上次日本人打死中國兵賠燒埋費20元的先例。這次中國人死了一個，日本兵死了兩個，補給日方燒埋費20元。希望今後日方士兵勿攜帶武器進入中國市區，以免同樣事故重演。你們就這樣去和日方交涉吧。”這次交涉很順利，日本人自己開的先例，也不好再提出更高的要求。從這以後，日本兵在市區橫行霸道的事，就大大地減少了。
最後一個老婆的管教大法
張作霖最後一個老婆就是張壽懿，又名王雅君。其母親原來是跟表舅吳玉峰唱大鼓的，後來進了做過黑龍江將軍的壽將軍府上，因為壽將軍歲數大了，難耐寂寞，跟給自己看病的作堂的王高手私通，被壽將軍發現趕出府，兩人在外私奔。因其善於交際，所以一來二去跟帥府搭上線，將其女兒送入帥府，同時順手踹掉了姘頭，讓其女兒恢複原姓，按當時的習慣稱為張壽懿。
壽氏是智慧型女人，一旦真的動起情來，就會以自己的知識和才華去取悅對方。她會追蹤他的目光，揣摩他的臉色，細細回味他的每一句話，好調整自己去適應他，讓他開心。有一次，張作霖帶她去部隊駐地視察，官兵列隊歡迎。壽氏了解男人心理，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妻子在眾人麵前很風光。於是她抓住機會，臨場講了幾句，言簡意賅，極為得體，說完還給眾官兵以賞賜，贏得了部下官兵的稱讚。張作霖覺得夫人使自己很有麵子，心裏十分得意，對壽氏更增添了愛意。壽氏的奉天大鼓唱得很好，她曉得張也極喜歡這類地方戲，所以，每當張從外麵歸來，有閑在她那裏逗留時，她就給他唱一段張平時最愛聽的《大觀園》或者《億珍妃》的段子。這時，張作霖受氣氛的感染，往往也情不自禁地哼哼起來。婦唱夫和，樂不可支，綿綿情意中幸福自然充盈滿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