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離開莫斯科那天，關於孩子的問題，一曼和達邦還有爭議。達邦主張安安靜靜在蘇聯把孩子生下來再走； 而一曼是急性子，說走必走，她說：“孩子可以回國生。”兩個人還談到孩子生下來怎麼辦的問題，一致認為最好是帶在身邊，但這，又是不可能的，那就隻好放在別人家。達邦主張應該放在一個黨員家，或送到達邦那個做買賣的叔伯哥哥陳嶽雲家，這個叔伯哥哥沒有孩子。
孩子降生一年後，一曼曾給達邦寫了一封信，她沒敢在信皮兒上寫“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字樣，那肯定會被查扣的。她隻寫了這個大學的街道和門牌號碼，巧妙地把信寄到了達邦手裏。這也是他們夫妻分手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聯係。一曼在信裏寫道：“達邦：別離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兒子誕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掛念，望你珍重。”信是用鉛筆寫在毛邊紙上的。一曼隨信給丈夫寄去了她娘倆兒的一張合影：眉清目秀的一曼，穿著短袖汗衫，懷抱著寧兒坐在一張藤椅上，她左手攬著孩子的腰，右手托握著孩子的小手，這張母子合影，透出一種暖人心身的溫馨的氣息。
在上海，在中央機關工作期間，她都一直帶著孩子。一方麵孩子離開她，她有點不放心；另一方麵，有孩子也可以掩人耳目，“投親不遇”的從鄉下來的母子倆獨自謀生，比一個年輕的單身女人寡居要少招惹麻煩，少招惹外界的注意。但在她生病的時候就不行了，她把孩子托付給了她讀書時的夥伴、此間的戰友鄭秀石。托付給秀石，一曼比讓自己帶還放心。若不，她怎能病好了那麼長時間都不去取孩子呢？孩子不在身邊，她可以無憂慮地品嚐一下身邊沒孩子拖累、甩開兩手、一門心思幹工作的快樂。
孩子過了周歲以後，一曼又回上海，仍在中央機關工作。她太忙，顧不上管孩子的事，也不忍心再讓孩子跟她動蕩奔波，就同也在中央機關工作的達邦的妹妹、任弼時同誌的夫人陳琮英商量，把孩子送到了武漢達邦的叔伯哥哥陳嶽雲家。
從此，母子音信兩斷絕！
在恐怖的城市，在蕭條的鄉村，在冰封雪凍的山林，在陰森漆黑的牢房，血與火的拚搏，夜以繼日的奔波……隻要有一點閑暇，一曼就想起她的兒子，她無比的想念她的寧兒，在她堅如鐵石的心坎兒上，不時映出活潑可愛的寧兒的影子。
就是在昨夜，她被押解著，從哈爾濱登火車來珠河的途中，她還從看守那兒討來紙和筆，在晃動得很厲害的車廂裏，在萬念俱來的時刻，給她那個牽腸掛肚的孩子，寫下了絕命的遺書：
寧兒：
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
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
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於車中
看守們不知道她在寫什麼，等從趙一曼手裏接過這份給兒子的遺書，都過來傳看。他們猶豫了，是銷毀它，還是交上去？這個即將被處決的女犯這樣視死如歸，叫他們十分震驚！
最後，他們還是如實地向警務廳做了報告。警務廳在《關於趙一曼逃走前後的狀況以及其死》的材料上記述了這一情景，寫道：“在押送的途中，她雖然感覺到死亡迫近，但她絲毫沒有表現出驚慌的態度，反而透露了‘為抗日鬥爭而死才是光榮’的口吻，她希望給她的一個兒子寫一遺言，從押送的職員處要了筆紙……”在這個材料中全文抄錄了一曼的這份示兒遺書。
一曼是一個革命者，又是一位母親。盡管為了革命工作，她始終未能如願地去盡一個母親的責任，但孩子，後代，在她心中始終占有極為重要、不可替代的位置！
千辛啊，萬苦，流血啊，喪命，難道不全是為了他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