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12年至 1937年抗日戰爭在中國境內全麵爆發，其間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該二十五年中，中國之況悲欣交集，劫幸重疊，似乎道不盡說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異 ——然竊以為，下麵幾方麵事，不論何時，都必將能以正能量擔得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曆史定論。
第一，文字應用功能的改良。
這當然要歸功於胡適與陳獨秀。胡適首開風氣，獨秀保駕護航。二人的關係，好比孫文與黃興——“三民主義”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學改良”運動之初，胡、陳實為一人的兩種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溫和，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陳麵目”的凜凜正氣怒目如炬，每令攻訐者有所顧忌。
“文學改良”之“文學”，遠非小說詩歌之狹義，實際上使漢文字的功能與社會發展進步的關係突變，產生了也可以說是三千年未有的飛躍。
它使漢字在識聽讀（包括說）寫四個基本方麵，能較容易地普及底層民眾——文言文時期，不識字的底層民眾的文化悲哀在於，連掌控他們命運的官員及文人們的話語也聽不明白。若兩個官員當著一個底層人的麵以文言合計是否要結果後者性命，後者完全可能像聽外國語一樣不知所雲。而一個底層人即使穿上華裳麗服，隻要一開口說話，立刻會暴露了沒文化的短板。至於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讀給底層人聽，倘無人講解，大多數底層人也隻能明白個大概意思。
就說清朝那遜位詔書吧 ——因是向全國全世界發布的公告，考慮到最廣大的中國人能明白到什麼程度以及各國翻譯的效果怎樣，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話的表達，但“商輟於途”之“輟”、“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歟”之類字詞，沒有文言基礎的人，不聽別人講解估計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惡”一句，其“拂”雖用得妥帖，尊嚴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實含糊，絕不抵“四億多人民”之具體的數字概念更觸及人心。在此點上，文言的敘事弊端確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數字的說服力——如“罄竹難書”“血可漂杵”“殺人如麻”“汗牛充棟”之類成語可見一斑。
而白話文運動，實際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當以說最廣大的民眾聽得懂的話為榮，而不是反過來以賣弄文字，使最廣大的民眾聽不懂為能事，揚揚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張以前一種態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識分子與最廣大之民眾的文化距離易縮短矣；知識分子團結最廣大之民眾推動社會進步非一廂情願矣；官僚階層世代憑借“先天”般文化優勢蔑視廣大民眾的統治“天理”，在文盲依然眾多的時期，亦可被“白話”潮流的進步之道所抗衡、對衝，發生最初的文化總格局的嬗變——“想怎麼說，便怎麼說”，“怎麼說話，就怎麼寫”——胡適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漢字漫長的文言過程對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種思維積習得以克服——那積習每體現於辭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詩非詞非賦非聯，雖隻不過是文章，亦求對仗，合轍押韻，字詞鮮見，顯示才學。其表意陳情，往往寓象高蹈，矯揉造作，華而不實，不接地氣。此類文章寫多了，久了，連人也華而不實了 ——白話文恰可醫此症。
白話文運動之深刻、廣泛、久遠的社會進步推動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響了中國的近當代教育方向——當時持教育救國思想的人們，借力於白話文運動，使他們的實踐在中國大地上四處開花結果。首先，以白話文編輯的課本，使從小學到高中的學子，接受起各科知識來印象明晰。特別是物理、化學、生物等課，是無法以文言編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學的。即使語文一科，白話文的教與學，也為孩子們呈現了一片漢文字魅力依舊的新天地。那時有幸入學的孩子，不僅可以領略白話文課本與文言課本迥然不同的新內容，接受課本所傳播的新思想、新道德與情操的熏陶，還有白話詩文可欣賞，白話歌曲可共唱。課文不必再要搖頭晃腦前仰後合地背了——從前某些不敬業的先生，隻管督促著背，字性詞義往往是懶得講的，理由曰背得滾瓜爛熟了，年齡大了幾歲，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證明此非編派——1952年，湖南大學評最高等級教授，資深教授楊樹達與另外兩位教授榮登其榜；楊樹達甚覺羞辱，議二者之一曰：“他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與予同級？”
1926年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宣讀的誓師詞，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師詞曰：“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 ……吊民伐罪，遷厥凶酋 ……實行主義，犧牲個人 ……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
1937年，其動員抗日之演講，則又是一番意誌的體現：“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因為做到了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可謂直抒胸臆，其演講反而句句鏗鏘，擲地有聲。少了陳詞，多了真摯。
從 1926年到 1937年，蔣介石在漢文字的應用方麵也與時俱進矣。
總而言之，白話文之教與學，使中國的公學與私學教育，一並呈現前所未有之朝氣，如霞光初燦。
第二，談教育，繞不過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拒不執行袁世凱要求從小學到中學高中大學皆須置孔子像，納“四書五經”內容為教材的指示，宣傳應以美育阻止所謂“儒教”的推行。被免職後，便繼續辦私學，並著書闡述自己的教育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