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惡“慢令致期”。領導者自己要求不嚴格，卻要求人家如期完成任務，這不是害人家嗎，這也不是一個好幹部應有的作風。部下會想到“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憑什麼啊，不服！
四惡“出納之吝”。做領導人一定要大人大量，有魄力、有決斷，切忌像個小管家一樣，小氣吝嗇，成不了大事。經常有領導胡亂許諾，言而無信，說了又不算。等到部下達到要求了，該給的獎勵不給。那你下次再說話，還有誰信啊。再說了，也嚴重挫傷了部下做事的積極性。
有些企業領導。在事前和員工們談提成，說得“天花亂墜”，以合同的形式寫成文件。可事成之後，翻臉無情，再不承認。這種事，貪的是小利，傷的是人心。
做個好領導，真的挺不容易。不同的領導，風格不盡相同。我們不能強求一致，更多的時候要調整自己去適應。如果按照孔子的教誨，五美有了，四惡除了，從政經商也就遊刃有餘、進退自如了。
用人格魅力影響人
⊙原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子路》
○譯文
孔子說：“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會跟著行動起來；管理者自身未端正，縱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會服從。”
孔子論為政之道，很講究為政者的自我表率作用，強調樹立榜樣典範、以身作則以取信於民。孔子的這一認識源於他對人生的基本看法。
孔子論人重在仁德的修養。在孔子看來，人之為人，在於自覺承擔社會和家庭責任，動之以真情、曉之以理義，並以誠摯的信念和仁愛之心來溝通自己與外麵世界的關係，使之達到和諧、自由的理想境界。為人如果沒有仁愛之心和誠信之情，如果不能和他人取得相互理解和信任，進而和諧共處的話，那麼，必然會陷入閉塞不通、孤家寡人的孤立境地，很難成就什麼事業，更無法實現人生的存在價值。在此基礎上，孔子講為仁由己，即修養仁德需要從自身做起，要以身作則，反思自己當下的生活，體察人生之使命，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人格。
所謂政者，正也，以仁義之道教化萬方之義。這個仁義之道是需要由自身體現出來的。否則，便是空洞的說教，更是言行不一的虛偽。孔子講仁義從來都是在身體力行中論述而拒絕空泛的理論探討，原因就在於此。因此，魯哀公問孔子如何才能取信於民的時候，孔子很幹脆地告訴他，隻要他做君王的做事公正無私，任用賢能，老百姓自然信服。反之，如果他一味任用小人，徇私枉法，老百姓自然不會服氣。孔子也曾經說過：“隻要自己行為端正了，對於治理政事還有什麼困難？假如自己行為不能端正，又怎能使別人端正呢？”
領導的“導”有引導、表率的含義，領導者若能身體力行，作出表率作用，則不用嚴刑苛責，下邊的人也能各行其事，無為而治，境內也沒有作奸犯科之人。如果為官之人作風不正，則雖有政令卻無人遵守，如同空文。
柳傳誌管理聯想集團時，立下一個規定，凡開會遲到者都要罰站。第一個罰站的人是柳傳誌的一個老領導，他罰站的時候，站了一身汗。後來，柳傳誌跟他說：“今天晚上我到你們家去，給你站一分鍾。”柳傳誌自己也被罰過3次，罰站的時候是挺嚴肅，而且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情，因為這並不是隨便站著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在20個人開會的時候，遲到的人進來以後會議要停一下，靜默看他站一分鍾，有點像默哀，真是挺難受的一件事情。雖然不好做，但也就這麼硬做下來了。
在我國的一些企業中，雖然也有不少的企業規章製度，但這些製度似乎隻是對付普通員工的，對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層次的管理者，這些規章製度對他們約束力就少。少數管理者似乎隻有監督下級執行規章製度的責任，而沒有自己執行規章製度的義務。同時，即使在執行規章製度的過程中，也往往對“疏離者”嚴，而對親近者寬，人情幹擾了這些管理者的執法。由此,在這些企業中就出現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權的管理者。這樣的管理很難使規章製度落到實處、起到作用，影響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三國時的曹操曾被人稱為“治國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古往今來褒貶不一。他在治國治軍方麵深得將士尊重，因為他深諳管理之道，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則。曹操割發代首的典故就說明了曹操正人先正己、自己以身作則的領導美德。
不僅是曆史名人能夠以身作則，著名的企業經營者土光敏夫身先示範、以身作則，幾十年如一日，從來沒有改變過。
日本東芝電器公司是當今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名牌公司之一。但是，二十多年前，東芝電器公司因經營方針出現重大失誤，負債累累，瀕臨倒閉。在這個生死關頭，東芝公司把目光盯在日本石川島造船廠總經理土光敏夫的身上，希冀能借助土光敏夫的“神力”，力挽狂瀾，把公司帶出死亡的港灣，揚帆遠航。
土光敏夫就任東芝電氣公司所“燒”的第一把“火”，是喚起東芝公司全體員工的士氣，想方設法把每一個人的潛力都發揮出來。
土光敏夫還大力提倡敬業精神，號召全體員工為公司無私奉獻。土光敏夫的辦公室有一條橫幅：“每個瞬間，都要集中你的全部力量工作。”土光敏夫以此為座右銘，每天第一個走進辦公室，最後一個走出辦公室，幾十年如一日，從未請過假，從未遲到過。一直到80高齡的時候，他還與老伴一起住在一間簡樸的小木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