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老文學和新文藝
近來司法界提倡新風氣，改用語體文書，一切訴訟文件和法官們的判決書，都要盡量采用語體。這實在是司法上賢明而便民的改革，是值得喝彩的。但因此有些人錯以為這是現代六十年來第二次的白話運動。大學裏中文係有新文藝思潮和國文教授方法上的爭辯，便引起一些學習中文和關心中國文化同學們的彷徨迷惘，莫衷一是地群相征詢意見。
公文語體化的曆史淵源
關於前一問題，我認為中國三千年來的文化史上，有關政府文書的文章自有文獻可徵的，大多數都是用語體來書寫的。我國文化史上第一部的政治史文獻，當然是以《尚書》為首。我們現在來讀《尚書》，一般人都認為它是古文。這種所謂古文的觀念，應該是對時代距離先後所下的定義。事實上，《尚書》裏收集當時曆史上的文告或記載史事的資料，大多數都是當時的語體文。即如《周易》一書的卦爻詞句，大多數也是當時的語體。秦、漢以後，有關政府法令的文辭，從許多方麵來看，多數也是當時的語體。當然不能隻以西漢時代賈誼的《過秦論》，或東漢末期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作標準。即使就把《過秦論》和前後《出師表》來作規格，我覺得其中的文辭語句，有許多地方，仍然是采用當時的語體。我們現在叫它是古文，這個“古”字，應該說隻是對於曆史時代的劃分，並非就是亙古不變的定義。在魏、晉以後，文學的風氣彌漫，因此經曆南北朝三四百年來的公文辭章，的確偏重於駢儷的文學化了，比起漢代，更缺乏普及性。所以到了初唐，由唐高祖李淵開始，便下命令改革公文，不許有太過駢儷的文學辭藻而妨害事實的敘述。後來唐代的文風複古，不但是初唐政治上開其風氣之先，事實上也是文運興替的必然趨勢。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複古運動，並非如我們現代人心目中的複古，實際上，正是恢複當時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文學語體化。當然，在這裏須要注意，古代的教育並不普及，所以能夠以寫作文辭來表達意識思想的，仍然隻屬於少數讀書人的事。宋、元、明、清以來，不但在公文上多數是采用語體化，即使如“四朝學案”中的儒家講學的記載，也都是采用語體。所謂“語錄”的風氣，便由中唐的禪宗和宋初的理學家們所開始。並且翻開曆史上曆代奏議一類的文章，有關政令和事務性的敘述，幾乎都用語體來表達，從來沒有人認為那些缺乏文學格調的“奏議”，沒有曆史性的價值。隻有在清朝中葉之後，由於少數幾位深於文學修養的人做了地方官，遇到有些“官司”上的判詞，便以文學的風趣，大玩其花樣，如袁枚、鄭板橋等人的幾件判詞。可是此風一長，到了後來紹興師爺的手裏，便積習成規，在刀筆之間，大玩其有筆如刀、精細雕蟲的筆墨花樣。於是《樊山判牘》一類的文章，便成金科玉律了。不過，這種風氣在清朝中興的時代，已經稍有變革了。民國以來，公文的改革，在有形或無形中，也有過幾個階段，現在在司法上又正式提出采用語體，雖然說是革新，如果在中國文化精神的立場而言，應該說這正合於中國文化固有精神的複興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