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9·11”事件屬於傳統軍事行動，那麼最受關注的應該是五角大樓襲擊事件。基地組織不僅摧毀了敵軍中央指揮部的一部分，也造成敵方高級指揮官和戰略分析人員的傷亡。但為什麼公共記憶印象更鮮明的是他們摧毀了兩棟民用建築，造成了股票經紀人、會計師和文員的傷亡？
原因就在於，五角大樓是一座相對低矮而不起眼的建築，但世界貿易中心是紐約的兩座高大的標誌性建築，它們倒塌下來會營造出逼人的視聽效果，絕對讓人永生難忘，揮之不去。由於我們下意識地知道恐怖主義襲擊就是一場戲，因此重點不在於它如何影響社會實際，而是如何影響人的情緒。
正如前文提到的恐怖分子的角色扮演，如果想要打擊恐怖主義，就該學學戲劇節目製作人，而非軍隊將領。最重要的是，想要有效打擊恐怖主義，就必須先認清這樣一個事實：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敗我們，唯一可能打敗我們的，就是我們因為恐怖主義的挑釁而過度反應。
恐怖分子其實是在執行一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手上沒有軍隊，卻想用暴力來改變政治權力的平衡。為達到目的，恐怖分子就會向政府提出一個不可能的挑戰：要政府證明自己可以隨時隨地保護所有公民免遭暴力侵害。恐怖分子希望在政府試著應對這項不可能的挑戰時，讓政治重新洗牌，並拿到一些預料之外的王牌。
事實上，各國麵對這種挑戰，常常能成功擊敗恐怖分子。例如，過去幾十年來，各國殲滅的恐怖組織數以百計。以色列在2002—2004年證明，即便是最激進的恐怖行動，靠蠻力也能鎮壓下去。[10]sup>恐怖分子都很清楚，這樣的對抗對自己根本不利。正因為他們力量式微，別無其他軍事選項，所以早就沒什麼可失去的了，甚至可能獲益很大。時不時地，反恐運動造成的政治風暴反而對恐怖分子有利，所以恐怖分子願意賭一把：他們就像握有一手爛牌的賭徒，希望與對手重新洗牌。反正恐怖分子已經沒什麼好輸的了，甚至還有可能大贏一場呢。
大空瓶裏的小硬幣
為什麼政府會同意重新洗牌？既然恐怖主義襲擊根本無法造成什麼實質損害，理論上政府大可不予理會，或避開鏡頭與麥克風，秘密發動有力的反擊。事實上，很多政府就是這麼幹的。但時不時麵對一些攻擊，政府就耐不住性子，反應的力度過猛，引發太多關注，這正中恐怖分子下懷。為什麼政府會對恐怖主義的挑釁如此敏感？
政府之所以難以忍受這些挑釁，是因為現代政權的合法性正來自保證公共領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響。隻要某政權的合法性並非來自承諾阻止各種災難，就算確實遇上可怕的災難，政權也能夠承受甚至完全無視。相對地，如果政權的合法性遭到破壞，就算隻是一個小問題，也可能讓政權徹底崩潰。14世紀，黑死病奪走了歐洲1br4~1br2人口的生命，但沒有任何一位國王因此失去王位，也沒有任何一位國王為了戰勝這場瘟疫做過什麼努力，原因就在於當時並沒有人認為預防瘟疫是國王職責的一部分。但是，當時的統治者如果允許宗教異端在其領土傳播，不僅可能丟了王冠，還可能掉了腦袋。
今天，政府處理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力度之所以不及處理恐怖主義那般大，就是因為即使有“#MeToo”等運動，強暴案件也不會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在法國，每年通報在案的強暴案件超過一萬起，未通報的案件數可能有數萬起。[11]sup>然而就曆史而言，國家並不是建立在消除性侵害的承諾上，因此對法國來說，強奸和家暴並不構成太大的威脅。恐怖主義襲擊則與此相反，雖然它發生的頻率低得多，但是會被視為對法國的致命威脅，原因就在於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現代國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明確保證境內不會容忍出現政治暴力的基礎上。
回到中世紀，公共領域充滿了政治暴力。事實上，想玩這場政治遊戲，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場券，沒有這種能力，就無法在政治領域發聲。許多貴族、城鎮、行會，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擁有自己的武裝。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長過世，出現繼承爭議，地方派係（包括修士、地方強人、相關鄰居）就常常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恐怖主義沒有多大生存空間。任何人，隻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實質損害，就不會有人看得起你。如果放在1150年，幾個伊斯蘭教徒在耶路撒冷殺害了幾個平民，要求基督教軍隊離開聖城，非但不會讓人覺得恐怖，反而會招來恥笑。想讓人把你當回事兒，你至少得先奪下一兩座固若金湯的城堡吧？對我們中世紀的祖先來說，恐怖主義實在算不上什麼，他們有太多更大的問題需要處理。
到了現代，中央集權的結果，國家使領土內的政治暴力日益減少，而在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境內幾乎已經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法國、英國或美國的公民無須擁有武力，也能爭取城鎮、企業、組織甚至政府本身的控製權。就連幾萬億美元、幾百萬士兵和幾千艘戰艦、戰機和核導彈的控製權，也能夠在不打一發子彈的前提下，從一批政客手中轉移到另一批政客手上。人類很快就習慣了這種情形，認為這就是自然的權利。這種時候，就算隻是偶爾殺害幾十人的零星政治暴力行為，似乎也成了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甚至存在的致命威脅。這就像往大空瓶裏丟一枚小硬幣，會發出很大的噪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