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多詞評家們對她頗有微辭。與她同時代的王灼就說：“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進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文采第一……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接下王灼舉陳後主“豔麗”之詩，元、白為李戡所指斥的“淫言褻語”，溫飛卿的側詞豔詞等為例，說明“今之士大夫”“皆不敢也”，而李清照作為“閨房婦女，誇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清人陳景雲曾將李格非、李清照父女，比做蔡邕、蔡文姬父女二人。他說：“其文淋漓曲折，筆墨不減乃翁。‘中郎有女堪傳業’，文叔之謂也。”繆鉞先生也稱讚：“易安承父母兩係之遺傳，靈襟秀氣，超越恒流”。書香門第出來的大家閨秀李清照學識才華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她有著不同凡俗的個性，這與自幼在寬容自由的家庭環境中長大有關。
李格非以散文受知於當時文壇領袖蘇軾，時稱“蘇門後四學士”之一，深受蘇東坡名士氣質的影響。蘇東坡是個隨遇而安、心性灑脫、不拘一格的人，文風也是浪漫奔放，不拘泥於清規戒律。更重要的是，蘇東坡在思想上崇尚真性情，推重個性人格的自由，反對壓抑人的天性。李格非當然也是耳濡目染，心境開闊。據說，李格非很是追慕魏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和陶淵明。而劉伶是著名的“酒神”，曾著有《酒德頌》，李格非稱賞其文“字字如肺腑出”；其為人性情可見一斑。反映在家庭教育中，就是給予兒女們寬鬆自由的成長環境，使他們的身心自由成長，天性沒有壓抑和扭曲。
李清照作為一個女性，本來對傳統政教綱常就比較疏遠；良好的家庭文化教養，又使她明確了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這從她的詠物詞中對真善美的讚賞，對自然生命的歌頌和熱愛都可以讀解得到——所以很容易使詞人在下層民間的平民生活中發現生活的樂趣及真率的人生。李清照之所以在詞中大量地、不疲倦地表示對丈夫趙明誠的牽掛、思念，是因為她已經將身心托付給對方，她需要對方的同樣的牽掛與關懷。而且，她的這類作品，其實是在與丈夫對話、交流。她懂得心靈溝通的意義，她理解人性需要關懷的道理。她將自己對丈夫的真情深愛寫進詞裏，不僅是想得到丈夫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種自我心靈世界的展示，是主體意識的激情性地外化——她在這種激情的生活體驗中，升華了自己對丈夫的愛，也升華了內心世界的審美的人生。她詞中表現的真實的情感，大膽表現“閨房婦女”不知“羞畏”的生活，就是這種自覺的寫照。所以宋代朱彧也說：“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詩之典贍，無愧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所謂“出人意表”，就是看到了李清照詞這一特別的以女性直覺所發現的情感人生及以感性衝動所體悟的審美人生。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一剪梅》
荷塘裏粉紅的殘荷飄零冷落，玉簟秋涼。女詞人閑愁難耐之時，輕輕褪去羅裳，獨自登上一葉蘭舟。總在等待遠方的人能鴻雁傳書，但等那雲邊雁行歸來，卻隻見那皎潔的月光靜靜地灑滿西樓，令人目斷神迷。
思念就像無法阻止落花的凋零，就像無法阻止河水的流淌。一樣的相思月光，在遙遠的兩地惹起了心頭離別之苦、相思之愁。這種相思之情無法排遣，皺著的眉頭方才舒展開，而綿綿思緒又湧上心頭。
元代文人伊世珍《琅嬛記》說:“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
話說李清照和趙明誠剛剛結婚不久，趙明誠便遠遊求學。兩人分隔兩地，當風結帶，望月懷人。告別了無拘無束的少女時代的她，在庭院深深深幾許的趙府之內隻有丈夫是知心人。所以，她簡直沒有辦法不思念他。
越是珍惜幸福，離別也就越發折磨人。這首詞可謂將相思之苦傾吐得淋漓盡致。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就為相思懷人設置了一個淒豔哀婉的場景。明豔的紅，慘淡的香，凋零之感沁入肺腑，這種明豔之下的殘涼給人以觸目驚心的悲。“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口氣看似清淡，卻透著絲絲縷縷的怨。這一悲一怨流露出的正是對昔日幸福的不舍與留戀。“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自語式的問答，歎息間似乎可以看到眺望的眼神和眼神背後對幸福的深切期許。那是“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的期盼，是“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的漫長等待。這種望斷天涯、神馳象外的情思和遐想，美麗又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