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文化橋梁斷了
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先生去世了，享年95歲。除了著名翻譯家的身份之外，他還是外國文學研究專家、文化史學者和詩人。但在相關他的紀念文章和報道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這樣一句介紹：“《紅樓夢》英譯本作者。”
在“常凱申”流行的時代，楊憲益先生的事業誰來繼承，這是一個不得不提的問題。
中國擁有諸多外國文學翻譯名家，比如林紓、魯迅、周作人、傅雷、季羨林、王道乾等，他們的存在，為“外譯中”的曆史研究提供了一串長長的名單，與“外譯中”的陣容相比，“中譯外”顯然要勢單力薄很多，尤其像楊憲益這樣堪稱翻譯界國寶級的人物，更是為數甚少，他的可貴之處在於，用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方麵的博學，打通了兩種語言的障礙，為將中國古典名著盡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紹到國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楊憲益的翻譯書單裏，不僅有《紅樓夢》這樣最受西方認可的譯本，而且他還與夫人戴乃迭共同將《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唐宋詩歌文選》等介紹到了國外。一位翻譯家的一生，如果能將一部中國古典名著完整地、準確地用另一種語言詮釋出來，就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而楊憲益的譯作，卻能夠排滿圖書館書架中的一欄。
楊憲益的翻譯觀是超前的。有研究者認為，楊憲益傾向於文化翻譯觀，即翻譯行為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語言轉換活動，而是一種以文化移植為目的的跨文化活動。現在看來，在國際交流日益密切，全球文化趨於一體的形勢下，單純的語言翻譯的確已經不能夠滿足各個國家人民希望加深了解的願望。最直接也最深刻的理解是文化層麵的理解，楊憲益早在1950年代就用他的行動，把他的事業定義在了文化輸出而非語言轉換的更高層麵上。
楊憲益的翻譯思想也是既輕靈又厚重的。他的輕靈一麵體現在對於中國古典名著的舉重若輕，在他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前提是要自己看得懂，在此基礎上再想方設法怎麼讓陌生的讀者也看得懂，就是這兩個“看得懂”，就令多少有誌在翻譯界一試身手的人頭疼不已，但楊憲益用他的紮實功底、超然的學術和人生態度，輕鬆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厚重一麵在於，他在翻譯過程中不僅注重消弭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偏差，還注重讓曆史原因、社會元素和心理感受參與到翻譯過程中去，因而他的譯作，很大程度上具備了語言表達和情感表達的雙重分量。
圍繞古典名著的“中譯外”，中國和國外翻譯家都鬧過不少笑話，比如《水滸傳》就曾被譯為《一百零五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在山上的故事》。很多翻譯家不敢碰古典名著，就連現當代著作的翻譯也會錯漏百出，最典型的便是某大學曆史係副主任所著的一書將蔣介石翻譯成了“常凱申”。此外，翻譯界學術涵養的缺失，翻譯標準的混亂以及逐利思想盛行，讓“最牛翻譯”層出不窮，很多曾有文化理想的譯者也淪為了快速操作的翻譯工具。
翻譯家是一道重要的文化橋梁，沒有他們的幫助，不同語言的國家達到文化上的相互認同和理解非常困難。在工具主義盛行的今天，更需要有文化底蘊和良知的翻譯家，為人們建立起政治、經濟之外的心靈溝通。楊憲益的去世，讓我們意識到，一道文化橋梁斷了，而且這道橋梁還缺乏修補的高手，他留下的譯作，很可能隻能讓後人高山仰止而無法超越，這才是最遺憾的事情。
被工具化的魯迅
200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學語文教材中，魯迅的《藥》《為了忘卻的紀念》等作品不見了，隻保留下《拿來主義》《祝福》《紀念劉和珍君》這三篇，媒體報道時用了“魯迅作品成中學課本雞肋”的說法。我不認同文章篇數減少就說明一個人的作品成“雞肋”了這個邏輯，如果魯迅作品是“雞肋”，那麼首次擠入教材的梁實秋難道說是裝飾性的“雞毛”？
魯迅的作品在今天究竟成沒成“雞肋”不重要，中學語文教材增添刪減內容自然有它的道理和用意。問題的關鍵在於，包括中學生、大學生以及在社會各個階層摸爬滾打的我們，究竟有沒有普遍地、完整地理解一個真實的魯迅？如果理解，即便魯迅作品全部退出語文教材又如何，如果不理解，那麼語文教材通篇都是魯迅作品又能怎麼樣？
很想談談那個影響我的魯迅。上小學時，讀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不覺得這篇課文與其他課文有什麼不同之處，但在老師講魯迅刻“早”故事的第二天，班上課桌齊刷刷地出現了一二十個“早”字；後來學《秋夜》，讀到“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驚為天人，乃至很長一段時間樂此不疲地模仿，寫出諸多如“在草地裏看到兩隻兔子，一隻是白兔，另外一隻也是白兔”的句式。由此可見，魯迅對我的影響，一是教會了我如何破壞公物而又讓老師找不到理由處罰，二是成了我的文學啟蒙老師。至於《秋夜》象征作者內心的壓抑和孤寂，《藥》所隱藏的冷漠與殘忍，坦白說這並不是每一個孩子在當時所能夠深刻理解的。真正認識到魯迅的價值，是在走向成年過程中閱讀他的大量雜文之後，才發現一個犀利的魯迅，一個批判的魯迅，一個有鋒芒一麵也有脆弱一麵的魯迅。而且，越是在謊言滿天飛、真相被掩藏、社會充滿不信任的時代，越凸顯出魯迅的重要性。每當人們需要有人講出真話、勇於批評的時候，總會想到魯迅，而當魯迅被當作公共知識分子的標杆樹起來的時候，人們卻悲觀地發現，這個標杆太高，乃至於輕輕一掃便讓那些平日自詡公共知識分子的人倒下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