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傳統文化到了最危急關頭”的說法更是大而無當，愈加顯示了這些被圈在校園高牆內的人士與當下社會和生活巨大隔閡。傳統文化不是複古，不是一根筋地非得用毛筆寫字、穿漢服、聽京劇……繼承傳統文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在毛筆為主要書寫工具的時代，“福”字尚且有一百種寫法，更何況在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今天，我們為何就不能容忍於丹用通俗的甚至是個人的方式去解讀《論語》。中國傳統文化是在不斷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但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到了最危急的時候，也未免太危言聳聽了一些，實際上我們的思維包括生活方式，從骨子裏還是仍然為中華五千年文化傳統影響著，隻是這種影響不再那麼形式化，而是或點點滴滴或變換方式滲透到我們的血液中去了。所以，所謂“危急關頭”的說法純粹是添亂。
不知將這些喜歡湊數集體亮相的博士們，歸之於“文化精英”的行列他們是否樂意，但他們的確沾染有一些文化精英們令人生厭的特征，比如傲慢、偏見、固執、自以為是，等等。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網絡時代，文化精英們一方麵要維持自己的矜持姿態，一方麵對在他們看來屬於世俗的名聲躍躍欲試，可惜的是，扭捏作態的身段和一幅苦大仇深的麵孔，使他們看上去，像剛上幼兒園大班的學生。
作家的惶恐和學術明星的坦然
有媒體報道，作家周國平在鄭州做講座接受記者采訪，談到他的閱讀主張時建議讀者“不要讀於丹和易中天的著作，那不是國學”。其後，周國平在博客中為媒體糾錯，認為媒體報道不準確，曲解了他說“不要讀”這三個字時的語境。
在澄清申明裏，周國平沒有否認自己曾經說過“不要讀於丹和易中天的著作”這一事實，他對“當時的語境”給予的解釋是：“是否可以通過於丹、易中天來研習國學，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我當然不反對人們讀於、易的書，隻是想說明，電視觀眾的熱捧與研習國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我基本上把這歸入大眾文化消費的範疇。”同時他又說：“讀者是分層次的，有些人滿足於大眾媒體配置的文化快餐，有些人則必須自己去品嚐原汁原味的高級精神食糧，這再正常不過了。”
“原汁原味的高級精神食糧”是什麼，周國平沒有明確給出答案，但在申明最後，他留下一句頗有深意的話：“倘若我的一本我自知比較淺的書發行幾百萬冊，我會如何？答案是我會萬分惶恐。”考慮到周國平在這句結束語之前，評價的是於丹、易中天的著作和國學的關係，那麼在此語境下，筆者可以理解為，周國平認為於、易的著作“比較淺”，於、易二人應該為此感到惶恐。可惜的是，周國平不是於、易，安知於、易之樂？於丹、易中天一邊拿著高額版稅，一邊享受著讀者追捧帶來的明星般的待遇，四處開講座接受媒體采訪，的確不知惶恐為何物。
那一跪的深情萬種
複旦大學教授錢文忠，前往北京季羨林家中為季老先生96歲生日祝壽。在進門之後，錢文忠一邊說“老爺子，這是老規矩了，祝您長壽”，一邊向季先生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三個頭。這一場景，被央視新聞頻道《小崔說事》欄目記錄，節目播出後，在網上引起了一場小風波。呈一邊倒的批評聲音認為，跪拜禮是陳規陋習，不應死灰複燃，此事發生在國學大師家中，尤為令人難以接受。
一年一度的春節就要到了，我國不少農村地區，在春節時還保留有孩子給父母和晚輩給長輩磕頭拜年的習俗，這種禮節行為，以表示感恩、傳遞情感為主，洋溢著喜慶和歡樂，對長輩說幾句吉利話換來禮物和紅包，也是很多成年人終生難忘的童年美好記憶。所以，不妨看淡錢文忠的跪拜——時值春節即將來臨，又逢恩師大壽之喜，弟子一時情難自禁，磕幾個頭算不了什麼，沒必要上綱上線，拿什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事。
在封建社會，跪拜禮是統治階級維持統治秩序的手段之一，是建立在喪失人的自尊和平等基礎上的強製性規定，辛亥革命以後，跪拜禮被廢除，人們改用握手和鞠躬來表達問候和尊重，新中國的成立，更是將這一封建陋習徹底消滅。但在民間，諸如春節磕頭拜年、徒弟磕頭拜師等跪拜行為仍然被延續到現在，但由於屬於家庭、師友之間的私人行為，且不違背自由和平等精神，造不成人格上的損害，政府對此並不幹涉。因此，對待這種民間文化，不能簡單以封建糟粕一言概之，隨著城市文明向農村的不斷滲透，跪拜禮會自然而然地消失，不分青紅皂白地嚴厲批評，不但無助於說明問題，反而暴露了批評者過度敏感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