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跪拜非彼跪拜，錢文忠給季羨林磕頭和封建禮教無關，批評者態度越激烈越可笑，竟然有評論標題寫成“請季羨林廢除跪拜禮”，這讓人納悶，跪拜禮又非季羨林發明和倡導的，何以將此“重任”強加於老先生身上？弟子想磕頭，憑著季先生的身子骨，恐怕拉也拉不住，好在弟子們也並不是每天三拜九叩，否則不等外人閑話，季先生自己早就受不了了。如果這起小風波要尋根溯源的話，那麼央視的做法有待商榷，雖然徒弟給老師磕頭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但畢竟是私人行為，堂而皇之將這組鏡頭在電視畫麵上播放，很容易引起爭議和誤會，因為對表達節目主旨而言，這組鏡頭並非必須。要麼就是電視節目以此嘩眾取寵。
隨便打開新聞網頁，和跪有關的新聞並不鮮見，一個“跪”字，可謂千姿百態。歌手韓紅在演唱會上跪謝好友，美女莎拉波娃贏得網球比賽後長跪不起，公司老板跪著給員工洗腳，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動員學生集體下跪，為表對國學的虔誠校長雨中跪贈《弟子規》……若不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而妄加評論，很容易被先入為主的情緒左右，盲目發一通無名之火。有的“跪”的確有問題，需要批評，而很多“跪”純粹是個人情緒的揮發，無關什麼“奴性回歸”。季羨林近年來一直倡導國學，呼籲重視傳統文化，但這並不等於他讚同恢複跪拜禮，批評者在大棒揮向季羨林的時候，顯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還是讓我們多解讀一下錢文忠那一跪裏的師徒情深吧，在物欲橫流的時代，已經很難一見這真實的情感坦露了。
“大師”與“大豬”隻有一字之差
季羨林、任繼愈去世之後，伴隨他們的名字鋪天蓋地而來的“大師”二字多到令人厭煩，凡稱季羨林、任繼愈，必在其名之後綴以“大師”二字，季羨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煩悶不已。要知道，季羨林曾公開表示，如果包括“國學大師”在內的三頂帽子（另外兩頂為“學界泰鬥”和“國寶”）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將會是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不願意戴這麼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說：“我就是個土包子。”
無獨有偶，和“我就是個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饒宗頤在香港接受媒體采訪時打趣地對記者說：“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必要重複一下饒宗頤這句語錄的產生背景：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後一片“大師”稱謂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體以“究竟誰將成為新一代的國學I”為題展開調查，饒宗頤名列第一，緊隨其後的是張其成、馮其庸、傅佩榮。
眼看著季老至死都沒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頭上，饒宗頤的一句“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四兩撥千斤的功效，輕輕巧巧將“三座大山”化解於無形之中。將大師與大豬對應起來，充分體現了饒宗頤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大師這個稱謂在這個時代所蘊涵的危機和壓力，當大師成為一頂廉價的帽子，被學術混子們爭來搶去的時候，它其實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真正的文化老人，應該對這種虛名抱有藐視的心理，他們的價值所在，在於為文化傳承作了多少貢獻，而不是體現在一個虛名上。
饒宗頤還有一句話說得好，他說：“‘大師’是佛家說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師。”這句簡單易懂的話，十分樸素地向公眾解釋了“大師”的來源以及不願意當大師的緣由。和某些文化人“堅辭”大師之後又“退讓一步”默認大師不同，饒宗頤以孩童似的天真語言，將一個本來很簡單的道理說得明明白白，這該讓那些哭著喊著有大師情結的人羞慚不已。“大師”與“大豬”雖隻有一字之差，但對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饒宗頤的“大豬說”也當是對持續高燒數年的“大師熱”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評。
針對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後引發的一片“從此無大師”哀悼聲，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文化患上了“大師饑渴症”。
“大師饑渴症”的形成，有著多方麵的原因，媒體的炒作有著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費名人”的娛樂色彩，季羨林追悼會上發生的“烏龜事件”鬧劇，讀來令人心生悲哀。
那麼多人痛悼“大師”，那麼多人操起鍵盤廉價地跟帖一句“大師，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幾個人讀過“大師”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師饑渴症”隨著文化老人的去世而變得更加焦慮，願饒宗頤的一句話能帶來當頭棒喝的效果，該醒醒了，那些沉迷於虛幻的大師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讓“大師”這個詞從哪裏來歸到哪裏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