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朱國治開弓已經沒有回頭的箭了。他首先給清中央政府寫信表決心：“吳縣錢糧曆年逋欠，沿成舊例，稍加嚴比，便肆毒螫，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效尤，有司喪氣，催征無心，甘受參罰，苟全所家而已，斷不敢再行追比，攖此惡鋒，以性命為嚐試也。”四輔臣根據孝莊太後太後的懿意，則明確向朱國治表態：“不問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紳衿，按名黜革，現在縉紳，概行降調。”
於是，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描繪：朱國治為了自保，采取堅決措施，“造冊之後，鄉紳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員一萬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過銀四萬九千一百五兩題報在案續完，冀有回天之意。”寫作《閱世編》的葉夢珠原本也是一個生員，後來，受“奏銷案”牽累，被革除功名，至死仍為一個白丁。
另外，朱國治還在四府一縣中，抓了在籍紳士3700餘人，這是準備押送到北京重刑嚴辦的。邵長蘅《青門麓稿尺牘》中，說起這一批被抓縉紳的悲慘時，淒婉淚下：“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鐺手梏，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身。”但是，這個時候，江南的名士名流們，在酷吏朱國治的鞭撲紛紛之下，早已經嚇得衣冠掃地了。於是，各家紛紛籌措銀兩以完賦，典產售田，四處借貸，唯恐逾期。積年拖欠，竟然在很短的時間內一掃而空。孝莊太皇太後大為滿意。這樣，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清廷忽然又下了一道特旨，把關在牢獄之中的各地鄉紳一體釋放。但是，這一年來，朱國治在江南製造的棟析榱崩之恐怖景象，卻已深深地刺傷了江南士大夫們的心靈。
江南“奏銷案”，征收田糧之嚴酷，株連之廣泛，在中國古代史上是少見的。
孟心史先生在形容它的蕭瑟秋風之時，曾經說：“凡紳衿欠糧者，無論多寡，一概奏請褫革，名曰奏銷。”茲將南方士大夫中，被“奏銷案”荼毒的幾個較出名的例子，略誌如下：
丁酉科場南闈案爆發時，南方士大夫中曾流傳過這樣一段的口頭禪：鬧事的尤侗，受害的吳兆騫，受惠的葉方靄。《清稗類鈔》中講起葉方靄的好運氣時，仍說：“順治丁酉，世祖既誅方猶、李振鄴、張我樸，南榜舉人不得會試。已而覆試，江南舉人第一葉方靄，第二某。世祖悔而惜之，每謂江南舉人被累之困。己亥八月，會試榜發，世祖顧問禮部：‘江南覆試舉人中式幾人？’禮部以已中十七人對。又問：‘葉方靄中式否？’則奏曰：‘已中式。’……及廷試，遂拔方靄一甲第三人。”但是，同樣還是這個葉方靄，在朱國治的“奏銷案”中，卻因為欠一文稅糧而遭受黜革。這即是民間盛傳的“探花不值一文錢”。後來，葉方靄向康熙帝申訴，他家應稅官田329畝，計稅銀44兩4錢6分，順治十七年（1660年）分實完稅兩46兩1錢5分5厘，並有完銀印票為證，他應該是納稅光榮戶。隻因得罪奸猾書吏徐寧宇，故意寫錯葉方靄欠政府一文錢，這就被開除了公職。與此情形相類似的，還有太常寺官員張訒庵欠稅一厘被貶職；翰林院秦鬆齡因欠糧款三分銀兩，也被清理出了公務員的隊伍。《研堂見聞雜記》中亦記載：“其革職廢紳，則照民例，於本處該撫發落。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村、王端士、吳寧國、黃庭表、浦聖卿、曹祖來、吳元祐、王子彥，俱擬提解刑部，其餘不能悉記。”
當時施法的峻峭，真正是雷霆萬鈞之後，令人為之惝然。
滿洲人的征服事業，得來時是相當輕易的。愈往下走卻愈覺得艱難。
“滿洲人雖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卻須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國。他們在這四十年裏頭，對於統治中國人方針，積了好些經驗。他們覺得武力製服那些降將悍卒沒有多大困難，最難纏的是班‘念書人’，尤其是少數有學問的學者。因為他們是民眾的指導人，統治前途暗礁，卻在他們身上。”這是梁啟超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過的一段很有分量的話語。
事實上，大清開國的那一段時期，從順治朝的陳名夏“南黨案”，到江南闈案、順天闈案的跌宕興起，再到後順治時期“奏銷案”對於江南知識分子精英的無情蹂躪，清中央政府的政治思路始終都是清楚明晰的。大清的最高領導階層欲使江南的廣大知識分子，在今後的二百餘年間為大清所用，就必須先把江南知識分子精英們那一顆矜持向上的心靈蹂躪到破碎不堪，才可能重新確立起大清朝知識分子的等級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