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對抗不等於沒野心。做男人一輩子，總得有一點小小的野心呀。吳三桂最大的野心，就是立誌於做一個自由自在的雲南王。為此，現代清史大家李治亭先生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吳三桂自受命鎮守雲貴，就有一個長遠打算：他要世世代代以雲貴為家，把這一廣大的肥土沃野作為他及其子孫的世守藩地。他一心要仿效明朝的黔國公沐氏，做清朝的‘黔國公’，與清朝相始終。”在吳三桂看來，這點想法並不過分。當年，多爾袞與他在山海關灑血盟誓時，曾經有過裂土封賞的許諾，吳三桂這不過是要求多爾袞的繼承者遵守誓約罷了。
隻是，吳三桂的夢想，依然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時局變換。至康熙打倒了鼇拜反動集團，清王朝的最高政治目標，已經是全國性的大一統高度專製政治。吳三桂的想法不能適應潮流。時過境遷，以孝莊太皇太後與野心勃勃的康熙帝為代表的清廷最高統治集團，絕對不再允許有一個半獨立的“雲南王”存在。
吳三桂的悲劇，便在所難免了。
至於另外兩個王，盤踞在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繼茂（父仲明、子精忠），雖然政治的野心趕不上吳三桂，但要講到斂財攬權的那一股子凶猛勁兒，那也絕對不是什麼省油的燈。
事實上，尚可喜、耿繼茂兩藩王所統領的軍隊，也是由漢軍八旗、旗屬綠營兵兩大塊組成。尚可喜劃歸漢軍鑲藍旗，耿繼茂則為漢軍正黃旗。雙方各擁有15名佐領，3000名旗兵，這是他們的基礎力量。後來，順治帝調尚可喜、耿繼茂二部南下廣東，覺得他們的人馬太單薄了，便又跟二人約定：兩南王進入廣東的總兵力可放寬到2萬，尚可喜、耿繼茂各領1萬兵；不足部分由南方的綠營兵補充。
尚可喜、耿繼茂兩藩一開始同住廣州城。耿繼茂襲位前做過尚可喜的部下，兩人頗講得來。於是，兩人便聯手設立“總店”，搜括民脂民膏，“大自鹽鐵，小及雞豚，城市鄉村，列坐抽剝，有司莫能詰，百姓莫敢言”。兩藩王在廣州城競相鬥富，平南王府“最為宏廣”，靖南王府則“性尤太奢”。如此高大雄麗的建築，濫征了無數的民間財力人力，搞得怨聲載道。尚可喜經營廣東20餘年，幾乎壟斷了廣東省的一切商業經貿。故當時的廣州城中有“平南之富，甲於天下”的說法。
正史上講到耿繼茂，曾給過“儀狀俊秀，識大體”七字評語。但是，這個頗有見識的耿繼茂改鎮福建後，撈起錢來也是一點也不含糊的。耿繼茂、耿精忠父子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來到福州。但他們來到福州後不久，很快便“以稅斂暴於閩”。浙江總督趙廷臣後來在提到耿繼茂的苛捐雜稅時，乃說：“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聽兵餉，所收不能十之一。”至耿精忠襲立藩王之後，橫征鹽課，勒索銀米，其殘酷更甚於乃父。
另外，三藩王遵守明清時代皇家放虎出柙的俗成規矩，吳三桂的長子吳應熊、尚可喜的第三子尚之隆、耿繼茂(其父耿仲明已去世)的第二子昭忠、第三子聚忠，均留下在京師以做人質。
當時，康熙帝在跟孝莊太皇太後討論起“三藩”的尾大不掉之時，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三藩鼎踞南服，糜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挽輸不給，仰諸江南，絀者連章節入告，既羸不複請稽核，耗天下之半。” 二千多萬銀兩的非正常開銷，這換在前明已經可以把一個活活的崇禎皇帝拖累死了。為此，康熙帝深深地向皇祖母表達了自己的擔慮。
孝莊充分肯定了康熙帝的政治直覺。孝莊太皇太後接著補充說：打一開始，吳三桂、尚可喜、耿繼茂這幾個家夥，便擺出一副錦衣紈絝、飫甘饜肥的姿態來麻痹咱，希望朝廷能放過他們。其實，吳三桂這幾個東西到現在還沒鬧明白這問題的關鍵。實際上，這事兒的關鍵並不在於三藩是不是有政治野心，而在於咱現在還值不值得自己勒緊褲帶來，替他們養活手下那一幫吆五喝六的閑人。咱大清朝打自你祖父太宗時期起，就不作興養活閑人。所以，現在的情勢是撤藩必行。三藩不削，吃窮大清！
不久，機會便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