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書雲：“上蔡嚐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雲：‘有此理，隻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並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隻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隻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係辭》原旨稍有不同。《係》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隻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雲“殊途”，雲“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隻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隻是要複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雲：“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雲“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譯文】
來信寫道：“謝良佐先生曾問‘天下有什麼可以思慮’，程頤先生說：‘有這個道理，但是你說得太早了。’從學者的功夫來說，固然應該是‘時刻在事上磨煉，時刻不要忘記’，然而卻也需要認識到‘何思何慮’的氣象，兩者合並來看才對。如果不明白這種氣象，就有孟子所說的‘拔苗助長’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慮’，卻忘記‘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有墮入虛無的毛病了。必須既不滯留於有，也不墮落於無。這樣說對嗎？”
你所說的也相差不遠，隻是還沒有徹底領悟。謝良佐的問題和程頤先生的回答隻是謝良佐和程頤的意思，與孔子《係辭》裏的本意略有不同。《係辭》說“何思何慮”，是說所思所慮隻是天理，沒有別的思慮，並不是完全沒有思慮的意思。所以說：“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說“殊途”，說“百慮”，又怎麼能說“無思無慮”呢？心的本體就是天理，天理隻有一個，還有什麼別的可以思慮的嗎？天理原本寂然不動，原來一感就通。學者下功夫，雖然反複思慮，也隻是要恢複天理的本體與作用，並不是靠一己的私意思索安排個別的什麼。所以程顥先生說：“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果以自己的私意思索安排，便是“為私欲而耍小聰明”了。“何思何慮”正是為學的功夫，對聖人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對學者來說則要勉力才能做到。程頤先生把它看作是功夫的結果，所以他說“發得太早”，接著又說“這正是所要下的功夫”，他已然覺察到前言尚有未盡之處。如今你的看法，雖然已經算是有所見識，但還是免不了將功夫和本體視作兩件事。
來書雲：“上蔡嚐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雲：‘有此理，隻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並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隻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隻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係辭》原旨稍有不同。《係》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隻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雲“殊途”，雲“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隻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隻是要複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雲：“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雲“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譯文】
來信寫道：“謝良佐先生曾問‘天下有什麼可以思慮’，程頤先生說：‘有這個道理，但是你說得太早了。’從學者的功夫來說，固然應該是‘時刻在事上磨煉，時刻不要忘記’，然而卻也需要認識到‘何思何慮’的氣象，兩者合並來看才對。如果不明白這種氣象，就有孟子所說的‘拔苗助長’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慮’，卻忘記‘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有墮入虛無的毛病了。必須既不滯留於有，也不墮落於無。這樣說對嗎？”
你所說的也相差不遠，隻是還沒有徹底領悟。謝良佐的問題和程頤先生的回答隻是謝良佐和程頤的意思，與孔子《係辭》裏的本意略有不同。《係辭》說“何思何慮”，是說所思所慮隻是天理，沒有別的思慮，並不是完全沒有思慮的意思。所以說：“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說“殊途”，說“百慮”，又怎麼能說“無思無慮”呢？心的本體就是天理，天理隻有一個，還有什麼別的可以思慮的嗎？天理原本寂然不動，原來一感就通。學者下功夫，雖然反複思慮，也隻是要恢複天理的本體與作用，並不是靠一己的私意思索安排個別的什麼。所以程顥先生說：“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果以自己的私意思索安排，便是“為私欲而耍小聰明”了。“何思何慮”正是為學的功夫，對聖人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對學者來說則要勉力才能做到。程頤先生把它看作是功夫的結果，所以他說“發得太早”，接著又說“這正是所要下的功夫”，他已然覺察到前言尚有未盡之處。如今你的看法，雖然已經算是有所見識，但還是免不了將功夫和本體視作兩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