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蘭河傳》中作為一個成年人的“我”敘述自己年幼時發生的事，成年的“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在話語層活動，年幼的“我”則作為故事中一個人物在故事層活動，兩個年齡段裏，“我”對人物和事情的認識眼光是不同的。這樣的安排，比較真切地展示了“我”年幼時的經曆，並且通過成年敘述者的敘述揭示出其對美好、歡樂、自由的童年生活極度關注這一重要主題。成年後的敘述者“我”敘述著“我”20多年前的往事，這使她的所有話語形成了一個漫延的敘述空間。時過境遷，毫無疑問，敘述者的“我”與四五歲時的“我”存在著很大的時空距離，這也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曆史空白。這種敘述上的空白，意味著對人生曆史進行意味深長的審視，是在進行一種“生命的回望”和“心靈的探索”，既回望作為一個人成長的生命軌跡，也是在探索一個人心靈發育的曆程。這就為“敘述者”潛藏在文本深處的意識皈依、靈魂歸宿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暗示著“敘述者”心靈發展的必然軌跡。
“敘述者”在回憶感知、認識過的人和事時，不僅會再一次呈現出以往的一些片段，並有所感觸，而且會對過去的“我”曾經擁有的思想情感作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從而體現出一定的自省意識。小說中，敘述者“我”在回憶年幼時的言行、思想時，不時流露出一些欣喜與興奮，那一個個幼稚的舉動如今看來是多麼自由自在而又可愛，祖父的勤勞、善良及對“我”的那份憐愛又是多麼的讓“我”回想。“我”的自由、快樂不僅來源於“我”作為孩童的天性，還因為包括慈祥的祖父，包括祖父所經營的充滿無限活力的“園子”在內的家庭與自然環境，這一切都使得“我”的生活充滿無限生機。
不難發現，《呼蘭河傳》中對“敘述者”的選擇，更多的是敘事策略的考慮，這種考慮與蕭紅所力圖表現的藝術主題是高度一致的。作為一種敘述方式，蕭紅當然完全可以把更具有人格化特點的主人公“我（自己）”作為敘述者，隻不過那樣一來，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生活景象就是另外一回事，所傳遞出來的情感傾向也會有很大的不同。但不管怎麼說，我們對作品思想內容的解讀，對作品情感意蘊的把握，對作品中人物的評價不會受“敘述者”是否具有人格化的影響甚至左右，所以有的教師用“知人論世”的方法來解讀課文，直接照搬“寫這部小說的時候，作者已經是一位很成熟的作家，為什麼她這樣懷念童年的生活”這種無厘頭的問題讓學生去探究，無視文本敘述方式的獨特性，對文本的解讀隻能是削足適履，乃至牽強附會。
文中雖也有不少文字介紹了“我”的一些情況，如“我”在園子中嬉戲、玩樂，“我”與祖父的對話，“我”和祖父一起勞動，祖父教給“我”很多生活常識及生活經驗，無疑，這些都可視為“我”的生活經曆，“我”的成長體驗。但從全文的主要內容看，特別是從對“園子中”的植物與動物的描寫來看，這樣的介紹與現在的“我”和後來的“我”的生活閱曆和人生遭際並無更加直接的關聯。“我”之所以敘述這些生活景象並按一定的語言順序排列，嵌入它們的意義與價值，是由一些選擇造成的，而進行這些選擇的那個意識就屬於作者自己。文中的“我”對幼時的孩童在園子中的活動進行了一些自然、生動的描述，同時描述了“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對各種景物的觀察、了解與感觸。但由於年齡、身份、閱曆和思想認識的一些限製，“我”相對還不成熟，也難以走近及走進園子中的那些生命的內在世界，“我”的敘述也必然有很多的片麵性。這就要涉及敘事學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敘述視角。
《呼蘭河傳》中作為一個成年人的“我”敘述自己年幼時發生的事，成年的“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在話語層活動，年幼的“我”則作為故事中一個人物在故事層活動，兩個年齡段裏，“我”對人物和事情的認識眼光是不同的。這樣的安排，比較真切地展示了“我”年幼時的經曆，並且通過成年敘述者的敘述揭示出其對美好、歡樂、自由的童年生活極度關注這一重要主題。成年後的敘述者“我”敘述著“我”20多年前的往事，這使她的所有話語形成了一個漫延的敘述空間。時過境遷，毫無疑問，敘述者的“我”與四五歲時的“我”存在著很大的時空距離，這也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曆史空白。這種敘述上的空白，意味著對人生曆史進行意味深長的審視，是在進行一種“生命的回望”和“心靈的探索”，既回望作為一個人成長的生命軌跡，也是在探索一個人心靈發育的曆程。這就為“敘述者”潛藏在文本深處的意識皈依、靈魂歸宿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暗示著“敘述者”心靈發展的必然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