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者”在回憶感知、認識過的人和事時，不僅會再一次呈現出以往的一些片段，並有所感觸，而且會對過去的“我”曾經擁有的思想情感作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從而體現出一定的自省意識。小說中，敘述者“我”在回憶年幼時的言行、思想時，不時流露出一些欣喜與興奮，那一個個幼稚的舉動如今看來是多麼自由自在而又可愛，祖父的勤勞、善良及對“我”的那份憐愛又是多麼的讓“我”回想。“我”的自由、快樂不僅來源於“我”作為孩童的天性，還因為包括慈祥的祖父，包括祖父所經營的充滿無限活力的“園子”在內的家庭與自然環境，這一切都使得“我”的生活充滿無限生機。
不難發現，《呼蘭河傳》中對“敘述者”的選擇，更多的是敘事策略的考慮，這種考慮與蕭紅所力圖表現的藝術主題是高度一致的。作為一種敘述方式，蕭紅當然完全可以把更具有人格化特點的主人公“我（自己）”作為敘述者，隻不過那樣一來，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生活景象就是另外一回事，所傳遞出來的情感傾向也會有很大的不同。但不管怎麼說，我們對作品思想內容的解讀，對作品情感意蘊的把握，對作品中人物的評價不會受“敘述者”是否具有人格化的影響甚至左右，所以有的教師用“知人論世”的方法來解讀課文，直接照搬“寫這部小說的時候，作者已經是一位很成熟的作家，為什麼她這樣懷念童年的生活”這種無厘頭的問題讓學生去探究，無視文本敘述方式的獨特性，對文本的解讀隻能是削足適履，乃至牽強附會。
文中雖也有不少文字介紹了“我”的一些情況，如“我”在園子中嬉戲、玩樂，“我”與祖父的對話，“我”和祖父一起勞動，祖父教給“我”很多生活常識及生活經驗，無疑，這些都可視為“我”的生活經曆，“我”的成長體驗。但從全文的主要內容看，特別是從對“園子中”的植物與動物的描寫來看，這樣的介紹與現在的“我”和後來的“我”的生活閱曆和人生遭際並無更加直接的關聯。“我”之所以敘述這些生活景象並按一定的語言順序排列，嵌入它們的意義與價值，是由一些選擇造成的，而進行這些選擇的那個意識就屬於作者自己。文中的“我”對幼時的孩童在園子中的活動進行了一些自然、生動的描述，同時描述了“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對各種景物的觀察、了解與感觸。但由於年齡、身份、閱曆和思想認識的一些限製，“我”相對還不成熟，也難以走近及走進園子中的那些生命的內在世界，“我”的敘述也必然有很多的片麵性。這就要涉及敘事學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敘述視角。
《呼蘭河傳（節選）》的敘述視角是一種限製敘述的第一人稱。
“我”的觀察視角以園子為出發點，這使她的敘述視角受到了限製，她隻能敘述她的眼睛觀察到的一切，而不能敘述其所不知的內容。比如“我”在園子裏麵看到了花兒與蝴蝶等，經過自己的觀察，她得出結論：一切都活了，一切都是自由的。但這些生命還有哪些特點，如生長、凋零、死亡等生命應有的體征，這些生命與其他生命之間的區別與聯係是什麼，這些生命與祖父的生活及情感有什麼聯係，園子中還發生了哪些故事，由於“我”沒有完全見證，有的隻能從祖父的口中得知，有的就壓根兒什麼都不知道。甚至“我”最為熟知的那些蝴蝶飛到哪裏去了，也因為是“我”視線以外的事情，又未聽人講起，所以就隻能以“太陽也不知道”來遮掩過去。
年幼的“我”對園子中的一切事物的觀察，有時會表明自己的某種立場，這使得我們在理解“真實作者”與“敘述者”的關係時，容易有偏差。因為她作為園子裏的一個活動者，有觀察各種事物的機會，並參與了祖父在園子裏的一些勞動，如種花、澆水等。展現這樣的觀察與參與的情形，使得“我”的情感價值判斷也必然會得到顯示，比如“我”隻敘述了那些看來美好的景象與快樂的時光，故而“我”的敘述不可能傾其所有（此時的“我”還沒有體會過生活中的痛苦與憂傷），使生活的情景更接近藝術而非“本色”，所以“我”的眼裏隻有勞動的快樂而無勞作的艱辛，隻有生活的幸福而無生存的艱難，隻有生命的燦爛而無命運的無奈，也就不可能對生活存有什麼“敬畏之心”（出自教師教學參考書）。“我”的幼稚與祖父的成熟、睿智、和善的對比，更鮮明地反映出那段時光的美好。這就是“我”“當時”的生活情景，而不是“對自由的向往”（出自教師教學參考書）（“向往”的往往是“當下”現實生活中所不存在的景象）。用那麼多的筆墨來寫園子裏一切“活”的東西，體現著敘述者對一切自然、美好情景與事物的濃厚興趣與密切關注，這樣的關注隻存在於“當下”，而不會關顧到以後，否則節選部分的內容與意義就不完足，那種認為“回憶童年在祖父後花園的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表現了親近自然萬物，親近小生命的幸福與快樂，寄托了對故鄉的懷念，對自由純真的生活的向往”的認識隻是一種想當然式的邏輯推斷，而不是文本存在意義的真實反映。或許，這樣的祖父，這樣的園子也隻有“我”才把它當作童年的“樂園”，甚至精神的“家園”，盡管後來那園子的主人“而今不見了”，園子裏的一切如“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已完全荒涼了。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著，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