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裏，婦女因為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出嫁前主要由父母撫養，出嫁後靠丈夫養活，一旦被丈夫家休棄回娘家，那就隻能依靠自己的父兄了。妹妹的回家，劉兄認為是個沉重的負擔，所以他“悵然心中煩”，看著妹妹在家吃閑飯心裏不爽。所以，他急於要甩掉這個包袱。在他看來，“女攀高門”是理所應該、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他對妹妹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拒絕太守家的求婚非常惱怒：“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其往欲何雲？”言下之意，你怎麼這麼傻呢？以前你嫁的不過是一個沒權沒勢的小小府吏，而現在卻是堂堂的太守家的公子，真可謂天壤之別，你還有什麼要考慮的？難道還要我做兄長的撫養你一輩子？一張勢利的市儈嘴臉畢露無遺，與他認為的“傻妹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阿兄的威逼利誘之下，劉蘭芝沒有作任何的辯解，無助與無奈的情緒湧上心頭，隻好“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其實，劉兄眼中的“傻”妹，正是一個重感情、講情義、明事理、知進退、守信用的人。
七、寡婦心中的知音
相對於有完整家庭和穩定家庭生活的婦女來說，寡婦的命運是非常悲慘的。一個婦女出嫁後，其後的大半生所依靠的對象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旦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幸失去丈夫，寡婦的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婚姻約束對追求個性自由的婦女來說，誠然是巨大的痛苦與折磨；但對沒有社會地位、沒有生存能力的婦女來說，卻又是一種依靠；特別是對於婚姻美滿、家庭幸福的婦女來說，婚姻無疑代表的是生活的穩定、精神的安慰。甚至到了一千幾百年以後，清末民初之時，這種情況還繼續存在。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不就是因為不幸失去了第一個丈夫而生活無著的嗎？她又不幸因為第二次做了寡婦，而遭致生活乃至精神上更沉重的打擊。
在詩的結尾，故事敘述者滿懷同情地提到了這一生活中的“弱勢群體”。在埋葬劉蘭芝和焦仲卿的地方，“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這成雙結對、日夜廝守、相向而鳴的鳥兒，多麼像那一對到死也永不分離的人兒啊！或者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一對鳥兒就是他們兩人的化身，後來的經典愛情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不是化身為翩翩雙飛的蝴蝶了嗎？這必然使得“寡婦起彷徨”（寡婦興起了痛苦的感傷）。在孤苦伶仃的寡婦眼裏，劉蘭芝是幸福的，雖然她有生之年沒有充分享受這種幸福，但她死了以後卻能和自己相愛的人兒在一起，也就心滿意足了。而這是多少生前淒苦、身後淒涼的寡婦們所奢望的情景啊！君不見，祥林嫂雖然極想死了以後與家人團聚，那樣她就可以見到她的“阿毛”了，但她最害怕的也是這件事，因為兩個死鬼丈夫在“陰司”都要爭她，“閻王”隻好把她鋸開來分給他們。帶著空前的精神負擔，懷著極大的對死亡的恐懼，祥林嫂絕望地離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劉蘭芝的結局是寡婦們對未來美好景象的一種向往，她本人也成了寡婦心中的知音。
八、世人話中的怨婦
全詩用敘述者的口吻，對劉蘭芝的悲慘故事進行了講述；並站在世人的角度，對劉蘭芝和焦仲卿的不幸命運傾注了一腔同情。在“小序”中，借用“時人”的語氣，表達了“傷之”的感情。詩的一開頭就出現劉蘭芝的自我訴說，其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正是“時人”眼中的一個怨婦形象。在傳統的愛情故事中，表現“怨婦”主題的一般為“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模式，男子對女子的“始亂終棄”“喜新厭舊”“移情別戀”等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本故事則不同，它所刻畫的劉蘭芝所“怨”的對象不是所愛的丈夫，而是專製的婆婆，“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是她“自遣”的真正原因。
在故事講述中，敘述者用濃墨重彩對劉蘭芝的穿著神態、與婆婆和小姑的告別、與焦仲卿的分別場景等進行了極度的渲染與刻畫，貫注了濃濃的情感。有時甚至不顧故事敘述的“規則”而自己從故事中跑了出來，直接穿插進自己的話語：“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複全！”情不自禁地傾訴自己的感情，表達對劉蘭芝和焦仲卿的極度惋惜與極大同情。在故事的結尾，還意猶未盡：“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敘述者的滿腔怨氣和憤恨之情毫無保留地表露了出來。這種顯明的主觀認識與價值評判，極大地影響了讀者，使讀者的思想情緒也向劉蘭芝傾斜，在為劉蘭芝掬一把同情之淚的同時，情不自禁地湧起了對焦母的極大“怨恨”，以及對焦母、劉兄所代表的專製家庭勢力的無比憤恨。
綜上所述，《孔雀東南飛》對劉蘭芝這一人物形象的刻畫采用了交錯互見的手法，這也是我國傳統敘事藝術手法之一。其他人物的言行對主要人物的刻畫或互為印證，或相互補充，或鮮明對比，可謂眾星托月，使得劉蘭芝這一藝術形象熠熠生輝，在我國敘事文學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