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如果“古之學者必有師”是中心論點，那麼在文章的主體部分，就要緊緊圍繞它從正反兩方麵展開論述。好比我們要論證“勤奮出天才”，就需要先正麵論證“勤奮確實可以誕生天才”，再反麵論證“懶惰隻會培養蠢才”。可以進行正反對比的，隻能是同類的對象，這樣才具有相連性和可比性。那麼與“古之學者”相對的是什麼人呢？今之學者。韓愈要進行古今對比論證，就要先正麵論證為什麼“古之學者必有師”，再從反麵論證為什麼“今之學者必無師”（肯定沒有老師）。顯然，他沒有這樣論述。即使他所批評的“今之眾人”、“於其身”的一般人、“士大夫之族”等，其身份也都不是所謂的“學者”（求學的人），又怎麼能夠與“古之學者”形成對比呢？
同理可證，《師說》中的其他句子都不能作為“中心論點”。
三、“師道”才是“說”的中心
我們認為該文不存在什麼“中心論點”，但並不是否定文章有明確的“說”的中心。那麼，韓愈要“說”的中心是什麼呢？統觀全文，不難看出，這一中心就是“師道”。對此，清人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中早有論述，稱其“通篇隻是‘吾師道也’一句”，可謂確論。
學界一般認為，《師說》一文寫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左右，當時韓愈擔任四門博士時。（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他寫這篇文章的背景和結果，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談得很具體，他說：“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這段話很形象地說明了韓愈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嚴重輕視師道的不良習俗，隻要有拜人為師者，就要受到社會輿論的嘲笑攻擊。韓愈為了反抗流俗，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而通過師承關係更好地提倡、推廣儒學和提倡古文，“直接孔孟薪傳”（薛雪語），“作此以倡後學也”（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以求“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韓愈，《上宰相書》），而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這是一種蔑視流俗毀譽的勇敢行為，也是勇於振衰除弊的責任擔當。
其實，韓愈之所以被當時的士大夫譏為“狂妄”，還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一定關係。當時朝廷朋黨之爭開始萌發，講究門第的一派，攻擊科舉出身的一派“附黨背公，自為門生”（方以智語）。因此，士大夫之間，為了避嫌，忌言師生關係。但韓愈卻敢於違抗世俗之風，“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其“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他不但大力提倡從師之道，而且將大量才學之士聚集在身邊，諄諄教誨他們，為他們謀求利益。比如他曾經不遺餘力地幫助過大散文家和著名儒家學者李翊，著名詩人孟郊、張籍、賈島等，聚集在他身邊的這些才學之士，被時人稱為“韓門學子”。而他在《師說》中熱情嘉勉的李蟠（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即803年中進士），也正是其中的一個代表。這樣的言與行，確實表現了很大的政治勇氣。
在韓愈筆下，“師道”有兩層意思。一是“求師之道”，指虛心向老師請教的風尚，“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師道之不複，可知矣”中的“師道”即為此意，這是對現實的批判與自我主張的彰顯。二是“以道為師”，即學道，“吾師道也”就是“我以道為師”，這是勇敢地提倡與大力地呼籲。而什麼是“道”呢？就是以孔孟思想為主導的儒家“道統”，是“修己治人之道”（曾國藩語）。“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中的“道”都是同一個意思，這與他所提倡的“古文”是完全一致的，難怪前人認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一句，乃“一篇大綱領”（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至於“餘嘉其能行古道”之“古道”，則既指從師而學的古之學者之道，也指其所“好”的“古文”、“通習”的孔孟學說。而他所提到的“業”，是“古文六藝之業”（曾國藩語），指的是包含著“道”又足以為立言典範的“三代兩漢之書”（韓愈，《答李翊書》），也就是以儒家經典為主的古代典籍及關於古代語言文字的知識，而不是如有的人所說的“知識、技能的操作”（王俊鳴，《〈師說〉的解讀與教學》）。因為他“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曾國藩語）。而這兩層意思有著非常緊密的聯係：要“以道為師”，就必須繼承與發揚“求師之道”；提倡“求師之道”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以道為師”。
圍繞以上兩層意思，文章說明了必須“師道”和從何“師道”的道理。具體內容簡析如下：
第一段作概括的正麵論說，第一句話說“古之學者”，是為了否定輕視師道的當今學者，並和結尾“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呼應。韓愈用孔孟儒家之“道”的有無作為選擇老師的唯一標準，“傳道”是從師的基礎。並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一反當時盛行的世族門第觀念和論資排輩思想。